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频频引发社会热议。如2008年华发股份董事局主席的薪酬为723.74万元，而2010年华远地产董事长的薪酬也高达758.17万元。这些国有企业高管过高的薪酬水平，都曾引发了社会各界巨大的争议。然而，陆正飞等（2012）的研究发现，总体平均而言，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与非国有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可见，部分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过高，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除了行业垄断等较为显而易见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因素导致部分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过高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对解决部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完善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必须根植于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与政府之间普遍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我们通常将其称之为政治关联。

―般而言，企业的政治关联是通过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发挥作用的。在国有企业中，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既可以使企业比较容易地获得政府的帮助，同时也更可能使企业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fanetal.，2007）。在较多的政府干预下，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较差的（fanetal.，2007）。那么，在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下，这些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是否会向其高管支付过高的薪酬呢，如果是的话，过高的高管薪酬又会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大量的研究发现，除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也普遍存在着政治关联。但不同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利润*大化的目标决定了其聘任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目的在于从政府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372042、71172141和71372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2d790033）以及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四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文责自负。

获取收益和好处。既然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能帮助企业在向政府寻租的过程中获得超额收益的话，作为回报，他们是否会相应地获得较高的薪酬呢，如果是的话，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的较高的高管薪酬又会对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以2001~2011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研究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公司中，高管政治关联对其薪酬水平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绩效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不管是在国有企业中，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因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则恰恰相反，即因政治关联而导致的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是对其较强寻租能力的种补偿和激励。此外，进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严重。

本文对现有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陆正飞等（2012）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高管薪酬差异的基础上，本文进步分别考察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公司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从而实证发现了政治关联是导致部分国有企业薪酬过度的重要因素。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部分国有企业薪酬过高的问题。

其次，尽管刘慧龙等（2010）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降低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我们并不清楚，政治关联企业的高管究竟是薪酬激励不足抑或是薪酬激励过度。本文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高管取得了过度的薪酬，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所获得的较高报酬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回报。这进―步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理解。

*后，以往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往往只单独就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进行考察，很少同时对比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政治关联对同一问题的影响。正-94-如刘慧龙等（2010）和chen等（2011）指出的那样，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的形成方式和作用机制是不相同的，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去考察政治关联的作用，很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甚至错误的结论。因此，本文同时分别考察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且，本文发现尽管政治关联都与过高的高管薪酬相联系，但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所导致的较高薪酬的原因和后果却不尽相同。这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企业政治关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不同作用机制的认识。

本文以下内容的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相关的制度背景，并进行理论分析和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检验模型、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实证检验和分析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由政治关联引致的超额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的关系，以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影响机制的差异。第六部分进步分析不同政府控制层级与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高管过度薪酬的影响，并对本文的主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问题尽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前行，但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经济资源的配置还有着很大的影响。

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往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学术界，我们通常将其称之为企业的政治关联。许多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比较普遍，并且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行为或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fanetal.，2007；吴文锋等，2008；余明桂、潘洪波，2008；吴文峰等，2009；罗党论、唐清泉，2009；余明桂等，2010）。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学者们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方式和作用机制是不相同的。例如，刘慧龙等（2010）的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激励一业绩敏感性以及员工冗余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chen等（2011）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会降低其投资效率，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则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正如刘慧龙等（2010）指出的那样，不区分公司的产权性质去考察政治关联作用发挥的差异，很有可能得到相互矛盾的错误结论。因此，与上述研究一致，本文将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

国有企业的*终控制人是政府。然而，政府除了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还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从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及政府官员政治升迁的激励，使得政府有动机将大量的社会政治目标内化到国有企业中去，让国有企业为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就业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等目标而服务。这些政府干预显然与企业利润*大化的目标相冲突，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经济效率的降低。正因为如此，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也在逐步完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行为受到定的限制，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成本逐步提高（fanetal.，2012）。但是，在目前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还很难完全杜绝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并且，由于政府仍然掌握着国有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通过高管任命等人事安排，政府仍然可以保障其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和实质干预。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任命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担任企业的高管，或者赋予公司高管一个政治身份，表明政府有较强的动机进行政治干预，希望通过政治关联的高管来加强其对公司的控制，实现其政治目标（王庆文、吴世农，2008）。因此，尽管不能排除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政治关联的高管向政府寻租，但在国有企业中，政府通过政治关联的高管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更高。事实上，fan等（2007）指出，在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是否有政治关联，是反映政府干预程度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并且，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受到较多的政府干预，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上市公司在ipo之后3年内的市场绩效和会计业绩都显著差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

既然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的干预可以通过政治关联的高管来实现或得以加强。那么，对于这部分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他们的薪酬合约安排是否会与其他企业不一样呢，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高管薪酬激励的目的在于促使其与股东的目标相一致。因此，为了实现股东财富*大化的目标，薪酬激励的核心在于将高管的薪酬与企业的业绩相联系。然而，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承担了诸如保证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政策性负担和社会目标，其公司业绩指标就很难反映企业高管的努力程度和对企业的贡献。因此，盈余信息在高管业绩评价中的作用就会被削弱，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降低（刘慧龙等，2010）。这种较低的薪酬一业绩敏感性，将给高管带来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一方面，既然在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糊不清，即薪酬多寡与经营绩效关联度不大，于是这些高管就可以有机会为其支付超过按照企业业绩应得部分的薪酬。尤其是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差的时候，这些政治关联的高管也可以利用受到更多政府干预为借口而推卸责任，从而仍然获取较高的薪酬。同时，由于企业业绩难以度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及其对企业的贡献，并且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与其薪酬之间的数量关系则缺乏明确的标准，这也使政治关联的高管获取较高的薪酬成为可能。另一方面，fan等（2007）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是较差的，这体现在其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背景较弱，如董事会成员大部分来自政府、董事缺乏相关专业的背景并且年龄较大等。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将使得这些企业"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更为严重，高管的决策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关联的高管更有可能为自己支付较高的薪酬。

然而，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较高薪酬的因素。例如，陈冬华等（2005）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对高管薪酬的隐性管制。在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天价"年薪的背景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6部门于2009年9月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央企高管年薪不得超出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对于有政治关联的国企高管来说，由于存在隐性的政治升迁激励，当他们获取较高的货币薪酬可能招致外界的关注和批评，从而影响升迁的情况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当前的部分经济报酬，以免薪酬过高带来较高的政治成本。

综合以上分析，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企业的高管究竟是否获得了更高的报酬，事前并没有明确的预期，这更多地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下文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由企业自主聘任的。非国有企业利润*大化的目标，决定了其聘任高管是为了给企业创造价值。只有当政治关联的高管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收益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才会聘任政治关联的高管，即建立和维持企业的政治关联。如前所述，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经济资源，从而使得非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上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并生存下去。同时，在我国法制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制订管制措施，对企业的经营实施干预。尤其是在一些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非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和产权保护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获取政府的保护，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渠道就是聘任退位的政府官员作为其高管，或者高管自身寻求政治身份，如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高管的政治身份既可以通过参政议政影响政府决策，也可以有更多机会与政府官员形成良好关系，便于向政府寻租而获得各种经济资源。事实上，许多表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诸多方面的收益，如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融资优惠（ohnsonand 2006；余明桂等，2010）以及较低的行业壁垒（罗党论、刘晓龙，2009；张敏和黄继承，2009）等。*终，政治关联能提局民营企业的业绩和价值2006；吴文锋等，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既然政治关联的高管能给企业带来以上这些巨大的收益，那么追求价值*大化的民营企业自然有很强的动机聘任这些有政治身份的高管。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政治关联高管的这种较高的获取政府资源或政策的寻租能力，会被市场所定价，即他们将得到一个较高的薪酬。因此，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三、检验模型、研究样本与数据（一）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为了检验政治关联的高管是否获取了较高的薪酬水平，本文参照core等（1999），hwang和kim（2009），方军雄（2009）以及刘慧龙等（2010）的研究，采用以下研究模型：

商用厨房设备主要有十大类：灶台灶具类设备、面点制作设备、清洁洗消设备、操作台设备、存储置物类设备、保温设备、制冷设备、食品加工设备、厨房排烟设备、其他商用厨房设备。
商用厨房设备：
灶台灶具类设备有：食堂双头大锅灶、单头大锅灶、一大一小双头灶、单头炒灶、单头单尾炒灶、双头单尾炒灶、双头双尾炒灶、五星炒灶、单头蒸灶、双头蒸灶、单门蒸饭车、双门蒸饭车、蒸汽发生器、单头炖汤炉、双头炖汤炉、电磁炉、（二、四、六、八、十头）煲仔炉、煲仔炉、海鲜蒸柜、烤鸡炉、烤猪炉、烤鸭炉、可倾式汤锅、可倾式炒锅、万能蒸烤箱、铁板烧设备、微波炉、油炸炉等。
面点制作设备有：蒸包炉、煮面炉（桶）、烤箱、电饼铛、醒发箱、搅拌机、和面机、压面机、面条机、包子机、馒头机、饺子机、酥皮机、面粉车等。
清洁洗消设备有：单眼水池、双眼水池、三眼水池、各类异形定制水池、餐具消毒柜、刀具消毒柜、碗柜、洗碗机、油水分离器等。
操作台设备有单通打荷台、双通打荷台、单层工作台、双层工作台、三层工作台、工作台冰箱、残污台沙拉操作台、水吧操作台、木案工作台、调料台（车）等。
存储置物类设备有：储物柜、挂墙吊柜、挂墙层架、货架、米面架、收餐车、饼盘车、座台立架、异形工作台等。
保温设备有：保温餐车、保温售饭台、暖碟柜、保温汤桶车、暖饭车、自助餐保温台等。
制冷设备有：冷库、单门冰箱、双门冰箱、四门冰箱、六门冰箱、工作台冰箱、制冰机、饮料展示柜、菜品展示柜、冷饮机等。
食品加工设备有切菜机、洗菜机、去根机、去皮机、切片机、绞肉机、锯骨机、豆浆机、豆腐机、咖啡机等。
厨房排烟设备有排烟风机、油烟净化器、排烟管道、油网烟罩、风机控制箱等。
其他商用厨房设备：传菜梯（升降梯、餐梯）、热水器、开水器、净水器（净水处理设备）、高压花洒龙头、冲地水龙头、食堂污碟输送带、餐厨垃圾处理设备、收残车（台）、收残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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