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望舒

近来有一部乡土题材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跃入公众眼帘，它以质朴鲜活的影像呈现了鲁西南一个村庄一年里的婚丧嫁娶、人情世故与喜怒哀乐。这部纪录片既没有美化乡村，也没有丑化乡村，做到了可贵的真实，事无巨细表现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触摸到了中国农村的现实。

导演焦波和他的团队首先选取了农业大省山东省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乡村——杓峪村，并花了一年时间住到村子里进行拍摄。随后，重点选取村里几户典型人物作为叙事的主线：一条是以果农杜深忠和他妻子为代表的“生活流”主线；一条是以村支书张自恩及张家兄弟为代表的“政治流”主线，另一条是以村里大学生杜滨才及其父母为代表的“亲情流”主线。三条主线各自独立、互相交织，共同谱写了乡土中国无序又丰富、平凡又精彩、艰辛又温暖的生活景观。

有人说，纪录片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而纪录片的灵魂在于人物。《乡村里的中国》给笔者印象最深的人物是杜深忠。杜深忠是杓峪村一位年近六十的果农，从外表看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但如果深入了解他的精神追求，你会发现这个老农不一般。他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几十年天天坚持看《新闻联播》，爱读书，会书法，也爱音乐，自从村喇叭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后，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为此，他不惜花了690元大价钱买了一把琵琶。妻子得知后与之争吵，他反驳说，“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然而杜深忠的这些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际上的好处。邻居们嘲笑他不务正业。借用村支书张自恩的话说是，“杜深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得少。”

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杜深忠并非个例，虽然他们可能会被贴上“另类”的标签，但却极为可贵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另一幅面孔：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以杜深忠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人，和普通农民相比，是具有一定思考和发声能力的。在纪录片中，杜深忠发出了“农民对土地并非都是有感情的”“乡土社会不养人”等深刻的感慨，打破了人们对农民的固有印象：农民并非总是被代言的群体，农民内心深处藏着丰富的情感与思想，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乡村里的中国》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采取了既不俯视也不仰视的视角，客观冷静地呈现了乡土社会的精神风貌与内在变革。杓峪村地处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中庄镇，村民主要靠种果树为生，不贫不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在变化，但也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许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从基层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以乡土社会为主导的，所以可以称之为“乡土中国”。在“乡土中国”时代，诞生了小二黑、李双双、高加林等经典农村人物形象，并被搬上了荧幕。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迁，城市化进程加快，悄然不觉，我们似乎很少在大荧幕、热播影视剧中见到比较典型的农民形象了。即使有，也是处于边缘或者失真的形象。这便涉及到一个问题，后“乡土中国”时代，我们该如何进行乡土想象？

如果关注当下一些主流影视剧对农村的塑造，我们会发现一个略显尴尬的事实：主流影视叙事对林林总总的都市生活做了精彩的再现，还原度较高，一旦触及农村领域，便显得捉襟见肘，人物塑造符号化、浮夸化等毛病蜂拥而来。以近期热播的《中国式关系》为例，农二代霍瑶瑶父兄形象的设置过于无赖化和小丑化，他们为了巴结富二代，不惜出卖霍瑶瑶的人身自由。无独有偶，《欢乐颂》中樊胜美的农村原生家庭，也被塑造成只会榨取女儿血汗的“寄生虫”家庭。现实生活中可能确有这种案例，但当主流影视叙事将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固定下来之后，不能不说，这对于农村、农民是不公平的。它无形中将广大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形象狭窄化了、固定化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农民和农村现实的丰富性、精彩性。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领域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有很多触动人心的现实故事、内心丰盈的人物资源等待被发掘、被反映。《乡村里的中国》以其平实、真切的视角触摸了中国农村的现实，既不俯视，又不美化，将农村和农民内在、深刻、丰富的东西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尝试。当文艺工作者在奇幻、谍战、都市等光怪陆离的世界中遨游疲惫之际，不妨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农村现实中去，给这个时代，多留下一些鲜活真实的乡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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