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2年前震惊台湾的“雷震案”

先说两句“新闻” 闲话。

2002年5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陈盈珊一篇关于《“雷震故居难保”，改以公共艺术留事迹》的报道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其“新闻眼”是，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应雷震之女雷美琳的要求，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钱永祥、某报总编辑南方朔等人会勘位于台北市松江路124巷内的“雷震故居”。这是一所日式木构平房，为雷震生前与第二位妻子向筠的居住处。由于年久失修，这幢日式房舍已相当残破，目前尚居其中的雷震之子雷天赐已明确表示“无力修缮”。经专家们讨论，这所故居恐难保其貌，拟改以“公共艺术方式”呈现其深远的人文历史意义。究竟以什么样的“公共艺术方式”文中未说。但那天，在蒙蒙细雨之中，龙应台手执一本1956年适逢蒋介石七十诞辰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有雷震先生所写一篇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龙应台动情地说：“这篇社论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恐怕为数不多。即便在台湾，对五十岁以下的人来说，提起雷震这个名字，也可能恍若隔世。但发生在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对漫长的台湾民主宪政之旅有着既深且远的影响，实为台湾战后民主运动史上一个标杆事件。可以说，若没有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溉的自由民主理念，就不会有日后台湾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视前景。所以，被捕前的雷震和被捕后的雷震，在台湾媒体的视野里，从一开始就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既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在一个时代的夭折，又是一场“媒体反对运动”的真正开始。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管中祥博士在《媒体反对运动》一文中指出：“有关大众媒体在推动民主及言论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战后台湾政治反对者与社会运动团体的关切重点”，而雷震恰恰是这场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人物。雷震被捕是在1960年9月4日，与之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和会计刘子英。这一天上午9点20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上校军事检察官桑振业、保安大队中校副大队长施建良、上尉副中队长郭振斌率大批军警，将雷震之宅暨《自由中国》杂志编务场所突然围住，强行将雷震等人带走，并对其寓所进行了大搜索。随即，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王超凡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声称：“《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等涉嫌叛乱，已由本部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10条的规定于9月4日依法拘捕，现正在侦讯中”（1960年9月5日台湾《征信新闻报》）。是晚，国民党中常委陶希圣、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曹圣芳、行政院新闻局长沈锜等人宴请台湾各媒体负责人，通报了雷震当天被捕的原委及经过，并散发了一份《〈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当局给雷震等人罗织的罪名有六大项，“（1）倡导反攻无望；（2）主张美国干涉内政；（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4）为共产党作统战宣传；（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6）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1960年9月5日台湾《联合报》）。两天后，王超凡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自由中国》半月刊会计刘子英已供认不讳是“匪谍”，并有其“坦白书”为证。第二天，也就是9月7日，台湾《联合报》以《王超凡宣称刘子英为“匪谍”》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刘子英为‘匪谍’，警总已获有具体证据，彼系于39年（1950年）奉匪方使命来台，其入境时之保人为雷震。刘在雷震任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时担任秘书之职，雷氏甚多私人函件均由其处理……治安人员曾在其寓所搜获‘匪’文件及雷震寄存之文件甚多……”9月1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西海岸报界记者时第一次对“雷案”公开发话：“……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有法律的依据……这件事与雷震组织反对党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许参与颠覆活动”。（1960年9月15日台湾《中央日报》）9月2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检察官殷敬文就“雷震案”正式向军事法庭提出公诉，起诉书认定雷的主要罪状有二条：一，明知为“匪谍”（刘子英）而不告密检举；二，连续以文字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散布悲观无望论调，以图鼓动暴动，以达颠覆政府之目的……（1960年9月24日台湾《联合报》）10月3日雷案开庭，“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胡适语）；10月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马之骕、傅正、刘子英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3年、12年。11月23日复判，维持其原判。服刑地点在台湾军人监狱（今新店监狱）。这一年雷震先生63岁，他最小的儿子雷天洪才11岁。42年后，当雷天洪先生回忆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依然心有余悸。他在《雷震案史料汇编》新书发表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我只有11岁，读国小五年级。在童年时我就失去了慈父的教诲，加上身背谍匪之子的冤屈，一路走来，无不尝尽了所有辛酸和苦楚……在成长过程中，只要听到蒋介石的名字，没有恨，只有怕……”（2002年9月5日台湾《世界日报》）

雷震被捕，即掀起轩然大波。案发当日，国民党内部就有人提出议异。监察委员陶百川与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等人质疑“警备总司令部”——雷震纵使涉嫌违反了普通刑法，但并未触犯所谓“惩治叛乱条例”，有何理由认为是“叛乱”而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为此，监察院派出一个由陶百川等五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对案情作进一步调查。当时在美的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闻讯后急电蒋介石，抗议雷震被捕，并将第二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转至台北《公论报》，惜乎《公论报》迫于形势，未敢全文刊登，只发表了部分内容；雷震的好友胡适先生彼时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当天收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发来有关“雷震案”的电报，即回电表示：“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胡适认为，此举对政府有三点不良影响，“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震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书信集》第三册中可查见全文。 2001年2月28日，台湾《联合报》记者钟年晃在一则报道中透露：台湾“国史馆”中至今存有民国四十九年九月四日胡适致陈诚的电文原件。作者注）1929年即发起“人权运动”的胡适，当然将“言论自由”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他之所以强调国民党当局以“叛乱之罪”加害于雷震等人“甚不明智”，完全是出自于他对民主政治的一种认知。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附上了四则英文简报，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三大报纸就“雷震案”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文字。还有一份是哈佛大学学生出的日报，认为台湾当局指控雷震，“使海内外国民党知识分子迷惑不已。在任何时候，雷震案都将是一件丢脸的事”。（《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727页）这些简报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寄给胡适的。在当晚陈诚的晚宴席上，胡适当众将简报交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其意不言自明。胡适在写这天日记时已从美返台多日，并在当天上午会晤过蒋介石。虽然他本人不愿多谈“雷震案”，但内心却有着一种“大失望”。民间的反弹也很强烈。虽然人们并不知道“雷震案”背后有着隐微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好友宋文明在报上看到所谓“白皮书”之后，深感此案纯系政治上的一种构陷，为减轻雷震的“罪名”，三人联名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这篇1200字的声明指出：一，他们在《自由中国》上的言论文章，系书生论政；二，愿为此承担所有文章的言论责任；三，抨击国民党当局以不实之词嫁祸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然而，这些来自于道义上的声援并未能改变雷震先生的命运。相反，学者殷海光也将因此而面临“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困境，让人嘘唏不已。

二，蒋介石逮捕雷震是“事有毕至”

监察院司法委员会责成陶百川、金越光、黄宝实、陈庆华、刘永济等五位监委组成的“雷案调查小组”对案情的调查，遭到了百般阻挠。军事法庭只允许调查马之骕、傅正、刘子英三人的案情，而“主犯”雷震则不在其列，这意味着“调查”将空有其名。事实正是这样，尽管调查结果表明：警总等机关在处理雷案时有“诸多不合”和“失当之处”，建议将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但“纠正案”在递交之后，就一直没有了下文，陶百川等人欲从法律层面来挽救雷震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陶百川后来慨然发出“深知政府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自非监察院所能挽回”之叹，心情可想而知。与陶百川一样，胡适1960年11月15

【】部分信息来自互联网，力求安全及时、准确无误，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对其观点赞同或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本网转载信息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电话：4007-1100-10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

手机站

微信小程序

以上是网络信息转载，信息真实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