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他是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元老级人物,他是被百姓称为“焦青天”的《焦点访谈》的形象代言人。从荧屏上看见的他,权威、严肃、沉稳、不苟言笑,甚至有人称那是一张典型的“忠厚老实的脸”。
如今,他是雄心勃勃的上海东方卫视的总策划,《东方夜新闻》评论员,《看东方》栏目总制片人。他自己眼中的自己,是调皮的,恶作剧的,特别是在很多事情上喜欢离经叛道的人。
这就是方宏进。过去由于谨守着“新闻人不能自己有新闻”的原则,他不接受采访,仅以一张熟脸每日面对公众,其背后的生活不为人熟知。而今他高调从“中央”跳槽到“地方”的举动,以及东方卫视这个新频道的推出,迅速将他推到媒体关注的前台,让人看到了《焦点访谈》之外还有更多丰富表情的方宏进。
这样的方宏进自然让人感到有些新鲜,然而最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是个“社会‘三无’人员”(方宏进自己开玩笑的说法),过去在央视十多年,他始终是个编外人员,如今在东方卫视身居要职,他仍然是个编外人员。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漂泊已成为习惯,他自己也不知道稳定的终点在哪里,他说,自己天生就是个漂泊的命。
跳槽:“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方宏进从央视“跳槽”,一度是去年秋天东方卫视开播最让人关注的新闻点,大家总想问问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和原因。最初,方宏进面对媒体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但当真说起来,他也并不讳莫如深。
他说:“从1991年进入央视,我非常幸运地赶上央视新闻改革力度最大、最红火的几年,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到了2002、2003年,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焦点访谈》是一个定型的栏目,自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是否可以迎接更多的挑战?在央视这么多年,混了个脸熟,收入也不错,是否就满足了?去年我42岁,如果不动,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正赶上上海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一个与自己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全国性乃至有国际影响的卫星频道,使出了大手笔,朋友便拉方宏进去出主意,帮忙设计新频道的样式和内容。一个电视频道从一张白纸到搭起台子到播出,这个过程让方宏进感觉充满诱惑,他说这是幸运:“我边做就边想,一个人能到央视是幸运,能参与到最受关注的节目中是幸运,能参与到一个大型电视频道从策划具体到形成的过程中,这样的机会太少了!这个过程太有诱惑了!”随着每周“打飞的”到上海参与策划、组建,随着他心血不断地投入,渐渐地,他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新频道给了方宏进“由着自己耍”的痛快感觉,他说自己的很多想法,很先进甚至很冒险,最后都被拍板定了下来。而且大家觉得,他的想法,还是由他来做最合适,不然,“万一别人实现不好,人家说方宏进出馊主意,多恶心!”
方宏进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跳槽,在新频道开始实现他的电视理想。他的第一大“冒险”,便是率领一群从未有过直播经验的人做新闻直播。东方卫视的定位是以新闻为主打的频道,每天新闻直播节目就占6小时。这样的概念在业内颇为轰动,方宏进说:“也许直播不直播老百姓看不出多大的区别,没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直播还显得比录播乱,主持人说话打个磕巴呀,出点什么错啊,但是真到有事情发生,直播的机动性就高出一截儿来。你看凤凰卫视、半岛电视台一开始都不火爆,为什么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起得特别快,就是直播的机制一直准备着的。”
而说起用一帮大多没有经验的新人进行直播的大胆,他说:“上海做得大胆,别的地方台可能不敢这样。做这样一个新频道,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挖太多有成熟经验的人来,东方卫视的主力部分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孩,我觉得带着他们学录播也要乱半年,学直播也要乱半年,不如直接学直播,等半年后就不一样了。结果真的就通过了。我有个比喻,人家学走路穿平底鞋,我们一开始就穿带轱辘的鞋,都要摔跤,都走不太好的时候大家看不出来,但如果前面出现大斜坡、大直道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明显了。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直播的反应能力、采访报道能力就会体现出来,在新闻竞争中我们就能走到人家前面去。”
而对于新闻的样式,方宏进觉得,新闻其实也可以做得不用板着脸,可以更贴近老百姓,更轻松,更娱乐一些,他甚至形容每天早上两小时的新闻直播节目《看东方》是“我们就是配合你来逗你玩的”。这样的理念,与他在中央电视台做《焦点访谈》时那种严肃凝重的风格截然不同。
于是我问他,这样的不同,是他被隐藏的本性的释放,还是他想彻底转型?他略沉吟之后答:“算是某种释放吧!某一类工作做得时间长了,也想换换,看看自己身上是否有更多别的东西能发挥出来。”
经历:“我这人有点离经叛道!”
“冒险”对于方宏进来说是常事,他并不像他外表上那么“本分老实”,骨子里似乎总有某种“不安分”的东西,对于很多别人没干过的事,他似乎更乐意去尝试。从一个“学物理的”到一个知名电视人,这中间的曲折,听方宏进讲来也颇为有趣。
方宏进是79级大学生,他说那时正赶上全国崇尚科学的风潮,于是“成绩最好的学物理,其次学数学,最差的学经济”,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挺希罕的一个专业。毕业时没去专业研究机构,分配回天津第二教育局,专管给中学生出考试题。虽说这差事不错,但他总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一位他熟识的、南开大学心理学老师的建议下,他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心理学硕士。正逢当年南开大学请来费孝通先生首招社会学研究生,与心理学合招,结果心理学的名额招满了,方宏进便被放到了社会学专业。毕业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出国留学,加拿大一所很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寄来了,当时正是“出国热”,方宏进说:“我这人有点离经叛道,大伙儿都做的事我就偏不愿做!”于是不去了。二是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又怕被“闷”在楼里,于是他选了第三条路:去深圳大学教书。
深圳大学是全国高校的改革先锋,机制很新很活,方宏进一下就被放到了管理系。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是学校最好的老师。”他说,因为在南开大学学社会学的时候,由于这是新兴时髦专业,国内缺乏老师和教材,他们的主课老师都是从国外请的。美国老师一来,就让学生把书从某页看到某页,回去写个报告,上课时间就和学生们聊更广泛的话题。方宏进把这招儿学会了,结果学生们上他的课都上得特别高兴。
那时他还用了很多别人没使过的新招,比如教广告学,考试的方式是:他跑到沙头角去买了一个给皮鞋打蜡的新鲜玩意儿,让学生翻译其中文商标,写一段广告词,再写一个推广方案,结果学生的反响热烈极了。
据说,当时他还当了深圳有名的第一批股民,在还没有股票交易所的时候,拿着一包一包的钱在大街上和人家交易过。
后来,深圳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合办了一个影视专业,专给各电视台的骨干“补文凭”,方宏进便去教了两年,认识了好多电视台的人。那时因为他英文好,到了深圳为了不丢英文,他常看境外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于是常常把人家做的节目录下来给学生们看,讲人家做电视做新闻的先进理念。某天一位北京电视台的大姐就对他说,别光说得那么热闹,你别耽误青春了,你来做吧。方宏进就这样教书教进了电视行业。
方宏进到北京电视台创办了《18分钟———经济与社会》,并做了18期节目,当时很火,有好几期节目被调到央视播出,引起了有关的人的注意,人家觉得他新鲜:还有这样做节目的,边溜达边说。于是他被招进了央视《观察思考》栏目,做起了经济类节目。做着做着,便做到了《东方时空》,做到了《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
记得白岩松在他的《痛并快乐着》这本书里写到,在他们内部的联欢会中有一个小品,其中一段内容大约是说,方宏进的孩子对崔永元的孩子说,我爸爸出名那会儿你爸爸还在嗑瓜子练嘴皮子呢。那说的就是他的资深。
漂泊:“这是命,天生漂泊命!”
虽然成了著名电视人,但方宏进从1991年开始,就没有单位了。原本深圳大学还保留着他的公职,“但后来学校里‘清理教师队伍’也把我清理出去了,那时候在外面做生意挂空职的老师太多。”方宏进笑。如今,他是深圳大学特聘的客座教授。
他一直是央视编制外人员,而到上海,是他自己选择的、不以干部调动的方式。他说:“这样更好,人家不必考虑给我养老送终的问题,没用了就可以直接把我踢走,踢出来我再想怎么活。这样出来我还能混,还能有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的能力。”
从做上电视开始,他便成了老资格的“飘一代”,在北京“飘”了十几年,刚开始一直租房子。他说和爱人出去逛街,见了喜欢的摆设都不敢买,不是自己的房子,都不愿去装饰,也没法装饰,总想凑合着吧。后来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买了车,虽然不在单位编制内,但感觉上是在北京安家了。谁知还是举家南迁,在上海还是继续租房子。
他说:“有时候我也希望有个什么房子,但事儿追着你走,这是命,天生漂泊命!”他挪,家人也跟着他挪。他说刚挪的时候,年幼的女儿都觉得凄凉,她刚开始和学校的小伙伴混熟,就又换地儿了。
方宏进说他不知道自己多久可以稳定下来,他说要说自己就喜欢漂泊的感觉是骗人的,有时候他也觉得凄凉,但事情总是将他赶着走:“如果不是命,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把我很舒服地安置了?”
他说,他想在北京成立一个“流浪狗俱乐部”,有很多从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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