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自2004年起，中国公安部门改变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行“专项打击”的办法，这一年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决定，起始于2000年的全国性的“严打”斗争结束，而“将严打的方针贯穿于日常各项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一方面黑恶势力有组织犯罪活动呈加剧之势，一方面公安部门却放弃了专项斗争的办法，其原因何在？

《瞭望》分析称，这是由于公安部门认为，采取专项斗争的方式打击黑恶势力带有阶段性特征。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打击力度大，但由于黑恶犯罪的产生有持续性，同时，在专项打击中也暴露出配套不足、专业性不够等问题，将其转入常态打击，更能保证斗争的连续性。“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虽然完成了其阶段性的使命，但“打黑除恶”仍被列为公安部刑侦局的重要职责。

2005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分析“打黑除恶”的形势时指出，面对今后一段时间黑恶犯罪处于高发期、危险期的严峻形势，面对“打黑除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的复杂情况，应该充分认识到黑恶犯罪是腐败的衍生物和催化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心腹之患，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大障碍。及时铲除黑社会恶势力，不让其发展坐大蔓延泛滥，是历史使命和必然要求。

为此，中央明确了“打黑除恶”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即决不能让黑恶势力在我国内地发展坐大，决不能让国外、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境内立足扎根。这个总目标和要求是一项长期的硬任务，一刻也不能放松。

文章说，在打黑斗争常态化后，公安部门要求对黑恶势力的打击保持四个重点：

一是时刻保持高压态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密监控黑恶犯罪动态和发展趋势，继续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原则，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及时发现和摧毁黑恶势力，以防止其坐大成势，祸害一方。必要时，可再组织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最大限度地遏制黑恶势力的滋生发展。

二是探索“打黑除恶”的有效手段和全新战术。不断研究、掌握黑恶犯罪活动的新变化、新动态，及时研究总结“打黑除恶”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积极主动调整“打黑除恶”工作部署，牢牢掌握打击和防控黑恶犯罪工作的主动权。

三是协调全社会力量参与“打黑除恶”。公安机关身处“打黑除恶”斗争第一线，对黑恶势力勾结腐败分子、残害百姓、危害社会治安、影响经济建设的罪恶了解掌握得最清楚，需要及时向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检法、纪检监察等部门及社会各界汇报、通报、宣传本地黑恶势力的严重危害，从而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执法协作，争取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开展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四是针对“打黑除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执法难题和新情况，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协助立法机关和执法部门及时出台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从而进一步完善打击黑社会的法律，加强执法协作，更加有力地打击、防范黑社会和恶势力犯罪。

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回顾：

境外黑社会势力对中国的渗透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开始，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日益提高而呈加剧之势。中国高层对此高度重视，一直采取重拳打击的态度。

1993年，公安部刑侦局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犯罪侦查处，专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

2000年，鉴于黑恶势力在各地猖獗，对各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老百姓生活构成严重威胁，中央决定从当年12月到2001年10月，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一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公安部于2000年成立“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也成立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最高法院并于2000年底及时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展开。

2001年4月，中央召开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入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并将专项斗争的时间延长两年，到2003年4月为止。

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以此为标志，“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无论从决策部署，还是从法律保障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截至2004年1月，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公安机关在两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共扫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600余个，挖出“保护伞”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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