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到农业农村发展面临较大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基础上，12日，以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为标志，中国官方再次将希望寄托于试验区这一道路上。

中国农业部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批复了北京大兴区等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将围绕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等六大制度建设，选择试验主题，确定试验内容。至此，新形势下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正式启动实施。

“尽管去年实现了粮食‘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了‘八连快，相对于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体制机制性的大的障碍还是存在的。”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如此论述上述举措的背景。

有鉴于此，此前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及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均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推进予以论述和部署。

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宋洪远介绍，正式批复的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基本做到了东中西部的平衡，大、中、小区域的协调，农区、山区、垦区的兼顾。同时，整个报批过程是严格按程序进行的，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

张红宇要求，相关部门对于试验区的有关工作，要适当放权，在试验过程中允许突破某些政策和体制，并在符合规划、符合程序的前提下，对试验区有关项目建设给予支持。

但张红宇同时明确，一般试验区的期限是“三到五年”，“经过这个试验的过程，即便是出现问题也应该曝露了，这样的期限之内也可以说在一个小范围内是可控的。取得成绩以后，是可以在相应的范围内进行适度的推广。”他说。

宋洪远也对此予以强调，他称：“每一个具体的项目都有具体的时间安排，不可能永远试验下去。”

上述思路与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试验区推行伊始并无二致，即所有的试验要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据知，新中国最早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立于1987年，围绕农村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20多个试验主题和上百个试验项目，不仅取得了一批成果，也对指导全国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著名的如贵州湄潭“增人不增地”的试验，不仅写进1993年的中央文件，而且写进了土地承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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