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说，光文化应列入泛文化的范畴，应属于文化研究中的边缘文化体系。不过，本文要检讨的，乃是光文化的历史，确切一点说，是中国城市光文化的产生与早期发展，即简略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光文化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仓促，也囿于作者的学识，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大家方正不吝指正。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历史悠久，19世纪以前，中国的城市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和持续发展时间之长，在世界上曾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城市建筑光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甚早，中国是世界上有着悠久城市光文化历史的国家。
当然也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在建筑中利用天然光的国家之一。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先民，已经知道利用所处纬度的优势，在房屋建筑中考虑朝向问题了，即尽量使房屋坐北朝南；同时普遍采用樑柱承重结构，目的是便于开窗采光，以充分利用日照形成的丰富的光能资源，因而中国建筑很早就形成了&ldquo南窗北墙&rdquo的格局。东汉时期，造纸术得到推广，纸用于贴窗，既透明，又保温，所以到了公元6世纪以后的隋唐两代，纸窗被广泛应用，当时甚至发明了防水的纸窗。由于纸窗有着自身的优势，直到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还保持着用纸糊窗的习俗。
由于天然光的光谱具有连续性，因此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能够取得良好的光环境和视觉效果，所以&ldquo南窗北墙&rdquo的建筑格局，至今仍然广泛地为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采用。这比起西方国家中世纪城市那些墙壁承重建筑，在利用天然光源方面，要先进得多了。
天然光是一种丰富的光能资源，既经济，又卫生，因此如何把天然光利用于现代城市的光文化建设，至今仍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用于庭院和草坪做装饰光用的太阳能灯具，窃以为应当大力提倡和使用。
在中国，利用火光照明也很早出现了。
据研究，人类用火的历史甚久，约在79万年之前。50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不但懂得用火，而且能够管理火及保存火种。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在如漆的黑夜，有了火，就有了光的延续。
火的应用，是人类光文化的又一个起点。《说文》解释&ldquo光&rdquo字时说：&ldquo光，明也。从火，在人上。&rdquo这就是说，人，举起了火把，就能照亮周围的一切。由此可见，火的使用，是人类对于光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火把，也叫火炬，学名&ldquo烛&rdquo；其实，最初的&ldquo烛&rdquo是有不同种类的。《说文》&ldquo火部&rdquo解释说：&ldquo烛，庭燎，大烛也。&rdquo后来有人解释说：&ldquo火在地曰燎，执之曰烛。&rdquo可见在周秦时代，火把已经有了不同用途与规格的划分――用于庭院照明的是大火把，用于流动照明的是小火把。
但是，火把照明有着明显的缺欠，首先是明火，容易引起火灾，特别是用于室内照明；其次是燃烧的时间短。所以到了公元2世纪的东汉末年，便有了现代意义上蜡烛的产生
蜡烛的出现，对中国城市的光文化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蜡烛自东汉末年出现后，以其使用方便，照明范围广，和便于储存和携带，逐渐在城市社会得到普及。一千多年来，蜡烛一直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光源，直到电灯发明之后，方被普遍取代；但作为装饰性光源，却应用至今。此外，中国电灯的照度基本计算单位，长时期用&ldquo烛光&rdquo来表示，由此也可证明蜡烛对中国城市社会影响之深远。
魏晋时期，蜡烛得到了广泛应用；当时，豪门望族不但生活奢侈，而且竞相斗富，史书上就有石崇&ldquo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亦奢靡相尚，恺亦饴澳釜，崇以腊代薪&rdquo的记载（《晋书》卷33石崇传）。
蜡烛的出现，还说使中国城市中传统的节日，有条件与光文化联系起来。
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朝廷号召百姓于上元夜放灯，以示对佛的尊重。经过汉末以来长时间的社会动乱，到7世纪初以后的隋唐时期，中国社会重归统一。唐代是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城市社会的上层，普遍把蜡烛作为生活和娱乐的光源。最能代表中国城市光文化传统的上元夜（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其夜即上元夜，亦称&ldquo元宵&rdquo），遂于唐代正式形成。不仅百姓燃灯庆贺，连皇帝也不时与后妃出宫&ldquo微行观灯&rdquo，甚至&ldquo放宫女数千人看灯&rdquo（《旧唐书》&ldquo中宗本纪&rdquo）。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风流皇帝，声色犬马，无所不好；他有一位爱妃，就是大家熟知的杨贵妃。杨贵妃有三个姐姐，分别被玄宗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每逢朝贺，她们须同大臣一样五更即起，侍从人等&ldquo郬【耳刀改色字旁】妆盈巷，蜡烛如昼&rdquo（参看《旧唐书》&ldquo后妃传&rdquo上）。韩国夫人更进一步创造出&ldquo百枝灯树&rdquo，据传，&ldquo百枝灯树，高八十丈，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夜色&rdquo（王仁裕《开元天宝逸事》）。
宋代，伴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控制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城市的上元夜几乎成了居民们的狂欢节，因此传统城市的光文化也随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东京汴梁，自新正前，即由开封府在皇宫宣德门前高搭彩棚和灯山；至上元日，游人齐集御街两廊之下，进行各种杂技和艺术表演，&ldquo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rdquo。灯山前搭建有三座大门，门上悬挂着彩结金书&ldquo宣和与民同乐&rdquo大牌。灯山左右&ldquo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双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rdquo。入夜，画有神话故事和市井百态的灯山顿时大放异彩，&ldquo金碧相射，锦绣交辉&rdquo，供人们欣赏。&ldquo宣德楼&hellip&hellip两垛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rdquo。
翌日晚，皇帝亲临宣德楼，&ldquo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rdquo。午夜，宣德楼上&ldquo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rdquo，这是皇帝回宫的标志，灯山和宣德楼灯烛数十万盏，一时俱灭。这时，游人开始涌向被灯光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大相国寺，相国寺大殿前设有乐棚，两廊有木板制作、雕镂成字、以纱绢衬于内的&ldquo诗牌灯&rdquo，上有&ldquo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rdquo；&ldquo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rdquo等诗句。&ldquo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hellip&hellip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rdquo，其他寺院亦设乐棚，作乐燃灯，通宵达旦。内透光的装饰效果这时也出现了，如葆真宫，设有&ldquo玉柱、玉簾窗隔灯&rdquo即是一例。至于市井茶坊酒肆，也是灯烛各出新奇，游人无不驻足观看。城内驻军各营按照规定不得夜游，但他们&ldquo各以竹竿出球灯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rdquo。全城每个坊巷口，均设有影戏棚子；大街之上，则搭有竹架，上缀梅红缕金小灯笼，观灯人&ldquo敲鼓应拍，团团转走&rdquo（以上参看梦元老《东京梦华录》卷6诸条）。如此规模和先进的城市灯光夜景，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一流。
金人入侵，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但临安的繁华程度较汴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上元夜灯火依旧是&ldquo家家灯火，处处管弦&rdquo（参看吴自牧《梦梁录》）外，更兴起了九月赏菊灯，而且&ldquo一入新正，灯火日盛&hellip&hellip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rdquo（参看周密《武林旧事》）。由于全城&ldquo买卖昼夜不绝&rdquo，再加上当时油价甚贱，城中的公共照明这时也出现了。&ldquo巷陌爪扎，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rdquo（参看佚名《西湖老人繁盛录》），应当说，这是世界城市中最早出现的&ldquo灯光一条街&rdquo。
当时的各色灯具也是争妍斗艳，美不胜收，同样堪称世界一流。民间创制的灯笼品类繁多，&ldquo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rdquo。低档的有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灯、捧球灯、快行胡女儿沙戏灯、走马灯等等；高档的多为苏州、福州等地制造，而&ldquo以&lsquo苏灯&rsquo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hellip&hellip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lsquo无骨灯&rsquo&rdquo。&ldquo外此有魫灯，则刻镂金珀、玳瑁以饰之。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号&lsquo万罗眼&rsquo者，此种最奇。外此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灯影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又有深闺巧娃，翦纸而成，尤为精妙。又有以绢灯翦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有贵邸尝出新意，以细竹丝为之，加以彩饰，疎明可爱&rdquo。但偏安一隅的南宋皇帝并不以此为满足，仍令作琉璃灯山，高五丈，&ldquo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樑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rdquo。皇帝观灯时，&ldquo金炉脑麝如祥云，五色荧煌炫转，照耀天地&rdquo；群灯之中，更以五色玉栅簇成&ldquo皇帝万岁&rdquo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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