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演讲。
基因编辑技术在治疗遗传疾病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时，是否会污染人类基因池？人工智能在解放人类生产力的同时，其安全性和伦理规范如何保障？ 大数据在方便人类生活的同时，数据共享带来的隐私问题和信息安全问题又该如何解决……科技在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伦理问题也在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4月18日，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办的2019科技伦理研讨会在德清召开。面对“国际背景下中国科技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应对”的话题，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多位来自国内外科技、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一次次观点碰撞……
基因编辑带来的伦理安全之问
从2015年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黄军就教授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成功修改人类胚胎dna治疗β地中海贫血症，成为crispr技术首次应用于人类胚胎编辑的案例，到去年年底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团队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基因组的编辑因其难以逆转和可实现代际遗传的特质，其涉及的诸多伦理和安全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
基因组编辑技术是指在生物基因组中特定位置精确插入、删除、替换及修饰dna的遗传工程技术。其中，crispr-cas9技术自2013年被首次成功应用于哺乳动物基因组编辑以来，已被全球各地实验室广泛采用。
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已被熟练应用于疾病模型构建、靶向药物开发、遗传性疾病治疗、农作物育种等各个领域，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成果。
“科技突破值得鼓励，但还是要有踏实的科学态度。”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说，基因编辑技术不是十全十美的。从技术本身而言，crispr-cas9技术有着先天的技术缺陷，其存在“脱靶”的可能性，从而带来不完全可控的基因突变等问题。
在许智宏院士看来，胚胎编辑可用于基础研究，但要严格注意其伦理问题。
对此，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翟晓梅也有着类似的看法。“‘创新’是一个科学层面的问题，技术好坏则是一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分歧、冲突不一定是件坏事，重要是看它是否会影响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判断。”翟晓梅说，科技的临床应用是需要用时间去验证其安全性的。同时，大家对于新技术道德层面的讨论，更多应着重于其应用的社会价值。
生物技术领域之外，当下热极一时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科技伦理和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国豫看来，大数据是建立在数据共享基础上的，而这些数据又是来自于一个个数据所有者，因此就牵扯到隐私保护的问题。
“数据孤岛打通之后，生活、工作方便了很多，但大数据同样可用于定位、追踪，人就成了‘透明人’，没有隐私就没有了安全感，两者有着一定的内在矛盾。”王国豫说，保护隐私，理论上可通过知情同意等方式来实现，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就像我们平时在同意一些网络条款时会发现，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据到底谁在用，他们又有着使用目的，因此，既没办法‘知情’，也没办法‘同意’。”
负责任的创新当为破解之道
那么，这么多的科技伦理风险袭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应对和化解呢？
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教授杰若恩·凡·登·霍温。
在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教授杰若恩·凡·登·霍温看来，通过“设计”解决道德冲突、伦理冲突不失为一条理想之策。对于科学家而言，这样的“设计”即是一种负责任的创新。“安全、可持续、私密性是科学家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霍温说。
在人工智能领域从事了20多年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小平说，目前，人工智能领域伦理规范的建构需要研究者首先参与其中。“短期内人工智能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需要开始伦理规范建设。”陈小平说，目前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分行业做课题的形式在开展起来。
“科学伦理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应该把科技伦理与商业伦理结合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史玉民在研究过贺建奎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生涯变化后认为，贺建奎在科学研究上的一系列变化与商业有着密切关联。
当然，除了研究者个体参与之外，社会宏观层面上的科技伦理体系建设同样不可或缺。
王国豫看来，科技伦理规范需要实现制度化。“负责任的创新是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滥用科技，只会造成越来越多人不愿让渡部分权利，从而不利于科技发展。”王国豫说。
就基因编辑领域来说，许智宏院士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层面成立具有法律职能的权威部门，组织跨部门的伦理委员会，并研究制定基因编辑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红线”。
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助理教授罗萨莉欧·伊萨斯。
“技术是突破性的，而法律是循规蹈矩的；当法律跟不上时，要用伦理来补上。”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助理教授罗萨莉欧·伊萨斯说，面对科技伦理道德挑战，各国应建立起全球社区来共同应对。
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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