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职业打假人”刘某在一次展销活动上购买了10万多元的“问题海参”，并请公证员见证。之后，刘某将海参的销售商、生产商及展销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一赔十”。一审法院支持了刘某的“退一”诉求，但是驳回了“赔十”的要求。被告一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海参生产商和销售商不但要“退一”，而且要“赔十”。也就是说，“职业打假人”刘某将获赔107万元。

如果知道上诉会导致百万赔偿的结果，海参的生产商、销售商恐怕会欣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的吧？毕竟，一审判决仅仅是要求生产商、销售商退还货款及公证费10万多元而已。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法律博弈。海参生产商、销售商之所以选择上诉，恐怕是认为自己一方抓住了原告为“职业打假人”这一软肋。2017年之后，“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逐渐成为舆论风向，并被司法实践所检验。

一审法院之所以做出支持“退一”而否定“赔十”的判决，主要原因也正是刘某的“职业打假人”身份。一审法院认为，食品安全法赋予了消费者“退一赔十”的权利，但是刘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消费者。经过一审法院检索，尽在2014到2017年之间，刘某就曾在基层法院提起过数十起类似索赔诉讼。所以，他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进行购买，消费者所享有的“赔十”权益，作为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并不享有。

实际上，二审法院并不否认刘某的“职业打假人”身份。但是，“遏制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其实是有例外情形的，那就是食品药品领域并不拒绝职业打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重申了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在普通消费领域，最高法不再支持“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等牟利性打假行为，但是在食品、药品领域即便是“职业打假人”牟利性索赔，法院仍将支持。为什么要对食品、药品另眼相看？不是单纯要对“职业打假人”网开一面，而是说食品、药品关乎民众生命健康，惩罚性赔偿的从宽把握有助于生产者、销售者绷紧食品药品安全这根弦。

可惜，本案中的海参生产商、销售商只听说“遏制职业打假”，以为上诉就连退货的责任也不用负了。“学艺不精害死人”，这一上诉把自己的“损失”扩大了十倍。食品药品安全事关公共利益，“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索赔尽管有牟利动机，但它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积极意义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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