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点,在完成了一场冗长的发布会后,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们匆匆赶往会议室,等待他的是两场连续的采访。简单的午餐就放在会议桌上,他们只能边吃边聊。
在过去的数年里,每到2月份clivejames都会来中国,宣布上一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情况,并不厌其烦的解释这项技术之于粮食危机和环境的意义。他是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创始人,也是转基因技术最坚定、高调的推广者之一。
在中国激进的反转基因者眼里,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们是“青面獠牙”式人物,依靠宣扬转基因技术“牟利”,因为isaaa资助者包括孟山都、拜耳,它们都有相关农业技术。
但clivejames显然认为这是误解。他对腾讯财经表示:“转基因和生物技术的改良作物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是极其重要的……新旧(技术)合作,才能够为未来的世界提供食物。”
粮食紧缺与食品安全的碰撞
2月13日,clivejames把中国作为年度报告的发布地。在过去的25年,clivejames一直工作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研究。在中国,近年来有关转基因技术安全与商业化的问题上,挺转与反转人士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讨论已然超越科学证据的边界,情绪化主导着原本对食品安全已极度不信任的消费者们。最极端的阴谋论里,转基因技术甚至被形容成“武器”——例如,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毒性”会不会累加?而实际情况是,只要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和毒素的,它就和传统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本质区别,不会累积也不可能影响人的遗传特性。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情绪化地讨论一类技术安全与否根本毫无意义,每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都是独立的,在端上餐桌前都已经过复杂的风险评估。
的确,争议也并未阻止这项技术在全球更大范围的应用。来自isaa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1.75亿公顷,比上年增长了3%。美国仍然是是全球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种植地,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0%。1996年,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之初,只有170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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