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点，在完成了一场冗长的发布会后，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们匆匆赶往会议室，等待他的是两场连续的采访。简单的午餐就放在会议桌上，他们只能边吃边聊。
在过去的数年里，每到2月份clivejames都会来中国，宣布上一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情况，并不厌其烦的解释这项技术之于粮食危机和环境的意义。他是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创始人，也是转基因技术最坚定、高调的推广者之一。
在中国激进的反转基因者眼里，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们是“青面獠牙”式人物，依靠宣扬转基因技术“牟利”，因为isaaa资助者包括孟山都、拜耳，它们都有相关农业技术。
但clivejames显然认为这是误解。他对腾讯财经表示：“转基因和生物技术的改良作物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是极其重要的……新旧（技术）合作，才能够为未来的世界提供食物。”
粮食紧缺与食品安全的碰撞
2月13日，clivejames把中国作为年度报告的发布地。在过去的25年，clivejames一直工作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研究。在中国，近年来有关转基因技术安全与商业化的问题上，挺转与反转人士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讨论已然超越科学证据的边界，情绪化主导着原本对食品安全已极度不信任的消费者们。最极端的阴谋论里，转基因技术甚至被形容成“武器”——例如，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毒性”会不会累加？而实际情况是，只要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和毒素的，它就和传统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本质区别，不会累积也不可能影响人的遗传特性。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情绪化地讨论一类技术安全与否根本毫无意义，每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都是独立的，在端上餐桌前都已经过复杂的风险评估。
的确，争议也并未阻止这项技术在全球更大范围的应用。来自isaa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1.75亿公顷，比上年增长了3%。美国仍然是是全球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种植地，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0%。1996年，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之初，只有170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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