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物联网，能操作无人机，还懂管理……这是《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郯城县归昌乡陈庄村村民陈龙的日常写实。陈龙是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的法定代表人，一家三口全是新型职业农民，近年来，他流转土地成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200多亩，托管土地1600亩，给乡亲们提供育苗、打药等优惠服务。陈龙带着家人一起种田，农场收入30多万元。

陈龙是中国新型职业农民中的一员，而新型职业农民这个关键词，日后无疑将成为热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7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在《“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就提出，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数量将达到2000万，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35%。现在看，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已不仅仅体现在愿景上，就在今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

和全日制的人才教育方式不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的“培育”，是为培训和教育，它更多地着眼于在广袤土地上“即插即用”的对接冲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农民参与到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区域性越发细化，对于科学文化素质的诉求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在经过人生数次淘洗后，那些把根留在农村并渴望干出事业的农民而言，越发明白“术业有专攻”的现实语境，以及比较优势的长期显现。因此，对于职业农民的“传道受业”，要考虑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多方面因素，尤其是要落在“精准”二字上。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要义，在于对资源和效果的最大化集成。长时间以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在内的第一产业，依靠的是人口红利汇聚出来的体量。在没有精确分工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很容易扎堆。多年来“姜你军”“蒜你狠”等老梗，到现在还会以其他的形式再现，这里的窠臼，在于部分农民还是处于对外界事物缺乏跟进了解的状况。而反观新型职业农民，其出发点之一，是在培育的源头之上，突破产业的雷同性，力求打造出“人无我有”的差异化产业。

产业指导或是入门解惑，都可以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一种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咨询类服务的供给，依然不脱高质量培育的范畴。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农民精准培育，不全部都是破解“谁来种地”这个最大追问，有的时候，则是以为种地者服务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对新型职业农民陈龙的报道中，笔者发现，陈龙通过培训获得无人机操作证，承担全县农作物无人机飞防工作。这种旨在让对方掌握核心技术的精准培育方式，恰恰是让新型职业农民感到解渴的知识输出。

无人机飞防工作主要是给田间洒药，这是目前对人力洒药较为成功的替换方案。但因为无人机毕竟是一个在空域上存在限制的物件，在县域这个级别而言，一定是有一个数量上的天花板。因此，对于操作员的培训，显然就会更加突出“出人才精品”的精准意味。这种倾向于农业服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倒不是搞几个掐尖式的职业农民，而是力推那些掌握了先进器械操作的新型职业农民，用新知识和新技术带动农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精准培育，不能理解为单一农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授，而是要看到它以点带面，继而辐射到全领域的农业生产中去的初心。毕竟，新型职业农民是对农业复合型人才的称谓，发展到现在，众人就应该有“学而优则农”的概念改变。在曾经的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观念中，农民身份很难和光鲜、体面能有所钩挂，究其原因，除了农民收入、劳作环境等弱势因素之外，对于农民教育养成的客观缺陷，尤其是在细分领域的精准培育，更有历史的欠账。而这次，无论是从顶层设计还是基层执行，都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都有“猛推一掌”的功力和抓手。而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语境，以及对粮食安全的极高权重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必然是未来的蓝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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