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破获亿元假冒名酒案，行政、刑事衔接引关注

打击食药造假 亟待组合出拳（新闻看法）

近日，山西省公安厅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宣布，破获一起涉案金额近亿元的特大跨省制售假冒名酒案，查扣成品假冒酒6200余箱、散装白酒150余吨，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大案告破，是两部门联合行动的结果，也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顺畅的体现。

在查处食药安全案件时，如果行政执法人员发现违法行为可能达到犯罪标准，应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这个过程就涉及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简称“行刑衔接”）。过去一段时间，行刑衔接不畅，有案不立、有案不移、移案不接等问题突出，导致很多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处罚，制约了打击效果。如何确保行刑衔接顺畅、处罚适当？还有哪些需要突破的阻碍？思考仍在继续。

造假者控制规模规避刑责，两部门联手破案

9月7日，山西省公安厅调用500警力，在吕梁市文水县南庄、南白、南安地区，一举捣毁26个生产销售假冒名酒的“黑窝点”、7条制假生产线。

“被假冒的白酒既有高档的茅台酒、五粮液、汾酒等，也有销量较大的中低档白酒。”山西省食药监局稽查总队长薄继宝说，犯罪嫌疑人购进廉价散装白酒作为原料，勾兑后直接灌装，用假冒的名酒包装材料包装好，贴上假冒“防伪”标志销售。

在此案中，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尽管省、市、县三级都成立了食品药品稽查执法机构，但违法违规主体杂、链条长、行为隐蔽深，案件查处往往出现源头发现难、调查取证难、查处罚没难等问题，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难度更大。

“单靠我们行政执法的力量啃不下这块硬骨头。”薄继宝透露，该案涉及7个村，造假者“钻研”处罚条款，熟知生产多大货值可构成刑事犯罪。白天休息，晚上生产，隐蔽性强；以需量产、边做边销、不大量存放，即使案发，查获数量也仅限于行政处罚，生产者有效规避了刑事追责。刘建国说，公安机关和食药监局6次专题分析研判案情，6次案件线索紧急通报，执法人员两次48小时不间断蹲守，三次千里取证，终于侦破了这起特大案件。

信息共享、鉴定通认，案件网上移送杜绝“降格处理”

大案的破获，离不开机制保障。山西省公安厅与省食药监局出台“联合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制度”，建起联席会议制度，并在案件移送、联合执法、重大案件督办、信息共享、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与此同时，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出台了《办理食品药品涉刑案件物证检验鉴定的工作规定》，食药监部门负责出具的物证鉴定，获得多方认可，有效提升了办案效率。

省级层面有效配合，市县行刑衔接工作也被带动起来。今年以来，基层公安机关联系食药监部门出具检验报告的案件已达150起以上。薄继宝说，行刑衔接的难点，主要在于证据难以互相认定、法律认识不一致等，不能无缝对接，就有空白地带被犯罪分子利用。

为消除空白地带，山西正在探索建立案件网上移送、受理、监督的信息共享平台，案件只要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系统会自动预警提示，公安机关对这些案件进行跟踪追查，杜绝“降格处理”。

“公安系统和食药监系统联手破获特大假酒案，表明了遏制此类违法犯罪的决心。”省公安厅副厅长张立刚说。此外，省公安厅还主动与省农业、卫生计生、工商、质检等部门形成了联席会议、联合执法、联合挂牌督办等机制，力争汇集打击违法犯罪的合力。

健全标准，消除空白，无缝对接还需立法跟进

今年10月1日起，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加大了行政和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但要真正消除空白地带，实践中仍有不少阻碍。

薄继宝说：“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例，刑法上要求有主观故意情节，但行政执法部门很难判断是否存在主观故意，这个就可能成为移送案件的阻碍。”

“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高层级法律及专门法律较少，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低层级规范较多，立法速度明显滞后于社会需要。”山西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政委薛翠娥说，“例如，公安机关破获的假牛羊肉案件，主要是以鸭肉等冒充牛羊肉，但目前法律层面对加工混合肉规定不明确。”

据介绍，在侦办病死畜禽案件中，如按照正常的生鲜肉的检测标准，不易检出其中含有的有毒、有害成分，就需要搜集更多证据来佐证，增加了执法成本。薛翠娥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省级层面也要全面清理现行食品安全标准，解决重要标准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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