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备受关注的《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法案修订重点之一,进一步规范电网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应起的作用。

《可再生能源法》从2006年开始施行，给当时方兴未艾的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今天的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已经与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迅速发展，特别是风电装机已连续第4年实现翻番增长，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风电大国。

但是，电网支持力度不足、配套跟不上已成为限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障碍。以风电接入为例，截至2008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250万千瓦，这其中有近1/3的装机空置，无法实现并网发电。

风电上网难成为众所周知的“瓶颈”。这其中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风电增长速度远超过原有的规划，相应的电网建设却按部就班甚至严重滞后；第二，关于风电高出传统能源的电价如何分摊，现有规定很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电网企业难以获得所需的补偿，收购风电的积极性严重受挫；第三，电网企业对风电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心存疑虑，常常出自维护电网安全的需要，对风电上网量进行严格的控制，甚至远低于电网可以容纳的能力。

必须看到，这三个问题都不是无法克服的。通过管理协调能力的提高和技术的改善，电网非但不会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约，相反可以驱动持续的增长。丹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丹麦有近20%的电力来自于风电，是全世界风电比例最高的国家。丹麦法律从风电电网接入，风电的优先权，电网扩建，电价分摊等各个方面事无巨细进行了合理的规定，充分保障电网的配套。

可喜的是，本次公布的草案也显示出理顺电网问题的强烈意愿。在这一次草案的7处修改中，有5处直接与电网相关。

一方面针对电网发展严重滞后的弱点，草案要求可再生能源规划需要考虑“能源发展战略”、“技术发展状况”。电网规划必须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划同步，纳入全盘综合战略的范围，这将缓解目前建设中“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困境。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7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其中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多个基地都处于电网覆盖薄弱的地区。除非从现在开始规划并实施相应的配套电网建设，否则火热建设中的风电基地就只是对资源更大的浪费。

另一方面，草案采取“大棒”和“胡萝卜”并行的方法，促进电网公司的投资。它对电网的贡献进行了“强制性量化”，第一次对电网企业给出了“最低限额指标”。由此，电网企业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应承担的责任被以数字化的方式明确，收购电量成为衡量其贡献的准绳。

如果最低限额指标最终能够以法定形式落定，再辅以严格的不达标惩罚措施，电网公司将面临更大的投资新能源的压力。在强制性手段之外，草案提供了明晰的经济激励措施，让电网企业有充足的积极性。

草案规定，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高于常规能源的部分，电网公司可以从可再生能源基金中申请补助。对于之前为大家诟病为“一纸空文”的资金补偿体系，草案还明确了基金的来源，即电价附加和专项资金。这使得电网的经济动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证。

中国的电网是国家垄断的行业，要靠发电企业自己与电网协调，以确保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顺利实施，这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具体、可操作的立法对电网进行规范就显得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在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和气候危机三重压力下，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电网必须站在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提升自己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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