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祖国母亲走过一甲子的岁月时，石油石化行业也默默地奉献了60年。在这两万多个日子里，共和国每一次重大时刻，都有石油人的身影相伴。他们从列国的封锁下艰辛突围，又毅然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从计划经济下的国家长子变为市场经济里的腾飞巨龙；他们自主创新突破科技关隘，他们永不言悔一片丹心报国……60年的岁月里，石油石化人与祖国风雨同舟，并以自己的拼搏奉献为祖国上寿。

艰难转身“油公司”

计划经济下的长子，同样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蛟龙。在这令人称异的转变中，石油石化行业经历了一场场自我推动、自我扬弃的艰辛历程。

■文/本刊记者 刘淑菊/张 旭

尽管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但建设现代石油工业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仍然是件无比困难的事情。1949年，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其中天然石油只有7万吨，发展石油工业所需要的物资、装备、技术要靠国外提供，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石油产品基本依赖进口。中国能有自己的石油工业吗？中国的石油之路怎么走？在疑问与困惑中，石油石化行业开始了60年的探索与追求。

天然油还是人造油

1950年，中苏两国政府间贷款协定签订后，紧接着就签订了在新疆创办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我国的石油石化产业，从学习苏联起开始了自己的征程。

当时的中国既缺技术、设备，又缺少大批专业人才。1952年，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将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这支队伍成为后来石油开发的骨干工人力量。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共和国开始加紧培养自己的石油专业人才。同年，国家决定引进苏联技术和装备，在兰州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炼油厂，连同玉门油田建设一起，纳入“一五”时期国家安排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

1953年10月，苏联政府派出以特拉菲姆克院士为首的6位高级专家来华，帮助制定新中国石油(13.31,0.19,1.45%)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帮助中国展开大规模石油地质普查勘探，苏联专家在康世恩的陪同下，历经7个省，历时5个多月，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对中国的石油地质情况进行了一次实地大调查。

当时，国内石油界正面临着“究竟是发展天然石油，还是发展人造石油”的争论，在石油工业发展方向上举棋不定。特拉菲姆克院士总结石油地质大调查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发展远景提出了三点看法和建议。他认为，“中国的油气可勘探领域很广，远景很大”，“只要展开大规模勘探，将会发现许多的油气田，包括大型油气田”，并预言“中国的石油将会自给自足”。

特拉菲姆克院士的看法和建议在中国石油界引起了震动。这坚定了中央高层大规模投资石油勘探开发，加快石油工业发展，实现石油自给自足的决心和信心。

为加强石油勘探力量，国务院决定，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同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自此，一个“两部一院”联合作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石油地质普查勘探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局面迅速形成。

创业艰难百战多

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就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然而，中苏“蜜月期”的匆匆结束，让年轻的共和国一下子失去了“导师”。此时，国内又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工业化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背水一战中，一个崭新的名字——“大庆”，成为自力更生建设现代化工业的范本。

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首悲壮的史诗。石油工业部从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万名职工，调集几万吨器材设备，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其目的是为了高速度、高水平地拿到大油田，开发大油田。3年之后，他们建成了集油、输油、储油、注水、供电、机修、通信、道路等八大系统工程。当时的苏联第二大油田—依玛兹油田，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建成年产原油995万吨的生产规模；大庆油田达到同样的生产规模，只用了5年的时间。在大庆油田建设的大型炼油厂，完全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这个工程，同苏联设计、苏联供应设备、苏联帮助施工的兰州炼油厂比较，建设速度加快了一年多，用料更省，装置布局更为合理。大庆一战，形成了符合油田实际、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石油工业发展之路，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宝贵经验。

此后，“会战”模式继续推广。在大庆油田锻炼过的队伍奔赴胜利、大港等战场，将大庆经验、大庆精神一波波传递出去。1966 年到1978年，我国原油产量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8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会战经验一直影响着我们。”一位老石油人这样说道，“比如西气东输二线。如果西气东输二线让美国人搞，至少要8～1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只需要2～3年，因为我们集中了人力、物力，特别是领导者的注意力，让重点项目得以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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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合纵”

不过，石油工人的努力不能掩盖整个能源行业的混乱：近1亿吨石油的40%被当做一次性燃料烧掉，许多重要建设工程却因为缺电缺油上不了马，工业万元产值的能耗要比发达国家高出一两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第一次对能源行业提出了统一管理的要求。国家能源委员会在1980年应运而生。委员会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独臂将军”余秋里担任。石油、煤炭和水利电力各部门的部长是他的副手，负责管理石油、煤炭、电力三个部。“开发与节约并重，节能优先”的方针，成为上上下下工作的总体思路。

1981年上半年，一份调查报告让石化企业的改革正式提上了日程。7月3日，财政部《财经简报》登载了上海财政科学研究所写的《组织联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报告，介绍上海高桥地区的石油化工企业因体制分割而资源不能共享的情况。报告认为，如果加以联合，挖潜增效的潜力是很大的。7月7日，国务院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提出“必须直接动手，突破一点。首先解决上海高桥地区的联合，取得经验，然后再着手搞第二个、第三个”。

批示下达之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陈锦华被推到了前台，总体负责筹备高桥地区的石油化工企业的联合。1981年11月，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成立了，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联合的大型经济实体，由原来分属几个部的上海炼油厂、高桥化工厂、上海第二化学纤维厂、上海合成洗涤剂二厂、上海石油化学研究所、高桥热电厂等企业联合组成。它的成立，为石化企业的全面改组和联合迈出了第一步。

在推进上海高桥地区石化企业联合的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开始考虑全国范围内的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的综合利用问题。在中央指示下，石油部成立了规划小组，着手研究用好1亿吨石油的具体规划。规划小组在分析情况后指出，我国石油消费的确浪费很大，原因很多，但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方面的问题以及地区和部门分割的体制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他们算了几笔账，从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计算，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业联合起来、综合利用以后，国家财政增加的收入可以比1981年增加115亿元，相当于1981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无怪乎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国石化(11.98,0.24,2.04%)总公司的时候有人坚决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说“50亿元也不可能”。

1983年2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7号文件，决定正式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把全国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等部门管理的炼油、石油化工和化纤等39个大中型企业联合起来，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进行统一管理。

5个月后，中国石化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陈锦华出任首任总经理。他一直记得万里同志对总公司的叮嘱：“中国的经济振兴要靠石油化工的振兴。中国所有的行业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可能，但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一定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管理要现代化。”万里曾对他说，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在当时（1983年），苏联乙烯产量是226.7万吨，中国产量不过56万吨，只有苏联的1/4。陈锦华心里打鼓，没敢接万里的话茬。

事实证明，万里的话是很有远见的。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达到了470万吨，俄罗斯的乙烯产量则从226.7万吨下降到188.9万吨，只有中国产量的40%。2007年，中国乙烯产量更是超过了1000万吨。在陈锦华和后来的中国石化几任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不要变成新的石化部，不能走老路”的期望实现了。2008年，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财富》榜上第九位，成为该榜单中排名最靠前的亚洲企业。

“油公司”雏形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对能源的需求也大大提高。1985年6月，石油部迎来第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部长王涛。

人们不曾知道，当年新上任的石油部长内心面临着怎样的压力。1985年，虽然国家原油产量已经达到1.24亿吨，但产量占全国90%以上的东部油田已基本达到顶峰或即将达到顶峰，产量自然递减加大，油气生产成本逐年升高。甚至有人预测，1990年后，全国石油产量可能出现负增长。后来有人这样评价说：“王涛是最困难时期的部长。”

王涛提出，必须把勘探工作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增加储量的基础上稳定上产。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东部地区再找到大油气田的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要想找到大的油气田，必须将勘探重点西移。1989年，塔里木会战打响了。

这是一场全新的会战。塔里木号称死亡之海，气候非常恶劣，不能像过去的会战一样打人海战术。借鉴国外经验和海洋石油公司对外合作的经验，塔里木会战提出了“两新两高”是方针，也就是利用新体制、新技术，实现高水平、高效益。新体制的核心是采用项目管理制和甲乙方合同制。

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塔里木第二任指挥邱中建形象地概括了新体制带来的新变化：“我是一无所有，万事求人。”塔里木石油会战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过去组织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会战方式，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实行专业化服务、社会化依托、市场化运行、合同化管理，在我国陆上石油工业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油公司与专业公司分离、企业与社会分开，建立健全了开放的油田市场运行体系。

海洋石油和塔里木探区实行油公司体制的成功，在陆上产生了连锁反应。进入90年代，吐哈油田、冀东油田、辽河的冷东油田等，也开始推行“油公司”体制，并取得了用人少、效率高、效益好的显著效果。

新油田的建设投资普遍得到控制，平均每建成百万吨原油生产能力花费10亿元左右，投资回收期一般为三至四年，西部新投产油田达到人均产油1万吨/年。实践证明，走“油公司”道路是石油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

到1998年石油石化大重组前，多数油气田完成了解体“小而全”的任务，确定了油气勘探开发单位、施工作业和专业技术服务公司、社会后勤服务部分、多种经营四大块的组织结构框架，为1999年石油石化两个集团公司的重组改制和此后的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上下游一体化

王涛是新中国最后一位石油部长。在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包括石油部在内的中国能源产业四大部门成为改革的重点对象。国务院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将煤炭部、水电部、石油部、核工业部全部撤销，改组为中国石油总公司、煤炭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等企业，同时成立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能源部。王涛出任中国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石油部所属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立出来。

自此，中国石油工业基本形成以陆上、海洋、石化三大公司为基础，分工较为明确、各自独立经营的格局。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1993年1l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石油领域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之前勘探、开采、炼制、销售和进出口各自独立，上下游、内外贸、海洋和陆地相互分割的局面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再加上下游重复建设严重、市场竞争力差、国家管理职能缺位……一系列问题预示着，中国石油工业一场更大、更深刻的改革即将来临。

此时，国外石油行业又风生水起。随着石油资源争夺性的加强，成本控制的压力迫使石油公司的经济规模越变越大。1998年埃克森和美孚合并，英国石油公司和阿莫科联姻，再加上荷兰壳牌公司，石油业几乎又恢复到了洛克菲勒的巨人时代。伴随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国有大企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为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企业，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培养一批世界级的大公司，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活力。

在国务院有关部门、两大公司众多领导和专家大量工作的基础上，20世纪末中国石油、石化大重组的行动方案逐渐酝酿成型。1998年7月27日下午3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两大集团公司的大重组，涉及资产8500多亿元，职工300万人，税收占全国国有企业税收总额的近4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规模最大的一次体制改革。它打破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石油开采、炼油化工、成品油销售企业之间的传统壁垒，重组后的两大集团以资产互换的方式实现了上中下游、内外贸和产销一体化，原来承担的一部分行业管理职能交给国家有关部门，从而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两大集团公司的成立，把中国石油石化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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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与重组

早在1998年夏天，中央就为国内石油石化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体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国务院总理的朱基亲自点将石油行业，要求他们为大型国企改制开道。

谈到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上市，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耕表示，这是让我国石油公司脱胎换骨的历史性飞跃。“产权制度的改革必然带来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在获得了新的融资渠道的同时，也会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和广大投资者的监督，增加了公司的经营压力。”陈耕说，“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大舞台上，与其他知名石油公司同台唱戏，在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管理者将压力转化成动力，将企业经营好。”

在经历了艰难的重组过程后，1999年11月5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其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组的基础上依法成立。2000年4月6日、7日，中国石油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上市。时隔不久，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也双双驶入了国际资本的海洋。

然而，三大公司的上市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采用了存续分立式的方案，把优质资产从集团公司中剥离出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而剩下的“存续”部分则面临着人员数量众多、营利能力差、负担沉重等难题。

面对被“剥光”之后的剩余资产，如何对未上市的存续企业进行改革，成了三大公司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改革不得不再次启动。

中海油又一次冲在了最前面。在中海油资产优质部分纷纷上市之后，剩下的基地系统成了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2004年初，中海油进行了基地改革。重组之后的基地集团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完成了由“麻雀”向“凤凰”的转变。2006年，集团销售收入达111.3亿元，总赢利6.1亿元，同比增长了63%。为此，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捧回了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的桂冠。

面对中海油脱胎换骨的转变，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也没有闲着。中国石油在重组上市10年间，进行了以一体化、专业化、基地化为特征的整合。他们以资源优化配置为重点，以发挥整体优势为目标，推进上市与未上市业务的一体化重组整合，呈现上游业务板块向纯油公司发展整合、炼化板块整体纳入上市公司的趋势。到2008年，未上市的油田、炼厂企业全部完成一体化整合，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统一管理。对于工程技术服务、工程建设、装备制造、生产服务等业务，中国石油则实施专业化重组，组建专业化公司，做大油气相关业务，培育新的业务和经济增长点。

中国石化也不甘落后，近年不停地进行重组改制和内部整合。2008年6月，中国石化将勘探分公司机关、海相工作部与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整合，组成新的“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作为股份公司上游利润管理中心，负责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在销售领域，中国石化也进行了权限上的变化。目前，中国石化已经成为一家总部集权式的集团公司，基本完成了其资本市场的重构。

目前，三家公司还都在重组和改制道路上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探索和尝试，毫无疑问，其专业化和集约化的路子已越来越清晰。随着公司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普氏能源资讯2008年10月发布的全球250家能源公司的排名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分别位列第9位、第15位和第3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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