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一家证券公司拟引入机器人做财务顾问，这个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机器人伦理问题的讨论。或许不久的将来，拥有高智能以及情感表达的机器人真的会走进我们的生活，对于它们亦或“他们”的到来，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机器人可以作为伦理主体存在吗？人类为此将如何应对？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机器人冲击现有社会伦理

电影《人工智能》塑造了一个有感情的机器人大卫，大卫是一款陪护机器人，它的设计初衷是安慰失去孩子的父母。剧中大卫拥有与人一样的智能和情感表达能力，它会和妈妈开玩笑，甚至拥有潜意识，可以做梦，可以在纸上写满对父母的爱。

“机器人引发的种种伦理问题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虚构与想象，而是日益紧迫的现实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杜严勇认为，陪护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的情感需要，但是人们还要关注这种情感可能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情感依赖是否会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研究员段伟文也有类似看法。“部分的功能机器人，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公。”他表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可能因其效率高、成本低而部分甚至大规模取代工人。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开发者一般不会因此利益受损，在利益受损者的损失未得到适当考虑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公。

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机器人的应用有助于克服人类的负面情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计海庆认为，人的情绪难免受外界因素影响，而拥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能够比人更准确、可靠和完整地执行某些任务。一套成熟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纠正人为的不安全隐患。

机器人还不具备成为伦理主体的能力

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高级阶段，其在社会活动中与人形成了强烈交互。人类是否应该将其看作社会伦理的一员，还是将其简单视为物，是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

“机器人伦理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机器人在未来具有一定的道德判断与行为能力，也就是让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伦理主体。”杜严勇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从机器人设计的角度看，单纯从技术角度保证机器人安全地为人类提供服务是不够的；第二，从机器人发展趋势的角度看，现代机器人拥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为了避免或减少其自主行为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让其拥有伦理判断能力是必然之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认为机器人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伦理主体的能力。机器人要成为伦理主体首先要符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对于同样一个事情有不同解决方案的构想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自由选择的意识。“以打喷嚏为例，我可以选择强行忍耐，也可以选择不忍耐，如果不忍耐我还可以选择面对着你打，或者用手帕捂着打，我可以对不同的解决方案权衡利弊。”

对于未来机器人能否成为伦理主体，许多学者认为，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计海庆认为，“如果要把自然出生之外的东西，如人工物，作为一个伦理主体，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过程。”

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人文考量

《人工智能》里大卫和妈妈的一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当大卫询问妈妈晚饭吃什么时，妈妈告诉它，机器人是不能吃饭的。大卫却说：“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坐在餐桌上。”正如剧中男主角所说，大卫既然懂得爱，那他也应该懂得恨。当人工智能愈发先进、愈发智能时，人类会不会被科学这把利刃划破双手？

“当科幻电影成为现实，机器人出现自我意识时，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将变得难以琢磨。”徐英瑾对未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表示担忧。他认为，人工智能涉及的伦理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机器人科学技术与哲学思维的相互结合、共同努力。伦理学家不仅需要本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熟悉决策论、博弈论等领域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的哲学前提，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人文考量。

段伟文在《机器人伦理的进路及其内涵》一文中表示，机器人伦理研究所运用的是交叉学科的方法，其主要方向是在机器人学等工程技术层面对机器人的伦理、法律与社会层面的概念进行解读，使这些概念可以通过技术系统在工程上得以实现。他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道德研究与实践已经在建立一个双向的体系。一方面是以人为责任主体的机器人伦理；另一方面是人工道德与伦理的构建，试图将机器设计为一种内置伦理规范与伦理学习及实践能力的人工道德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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