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上海正全城追查掺“瘦肉精”猪肉的下落，化妆品多项产品中被查出含有禁用成分，在各地纷纷被撤柜，然而更惊人的消息传来，江苏白蒲黄酒厂购陈化粮，酿4800万瓶酒销售一空。

在江苏“陈化粮酿致癌酒事件”的报道中，我分明闻到了一股弥漫空中的绝望气息——4800万瓶“毒酒”已经渗透入销售市场，甚至有可能进入无数人的体内，开始其可怕的病理变化。由于“年代久远”，工商部门坦承搜集和召回这批酒已不太可能。当民众的身体被严重侵害，制造这批数量巨大“毒酒”的企业迄今安在？手攥着当初的暴利，有关当事人也许活得比谁都滋润。

在如今岌岌可危的食品、化妆品等市场，“”两个字似乎成为可遇不可求的奢望。*令我们感到无助的是，动辄以死人为代价的质量事件仿佛已成为绕不开、躲不掉的悲剧性宿命，紧紧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我们的脸、内脏或者说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种正常的消费需求，都将演变为劣质产品埋伏的定时炸弹，随时被引爆。

如果把每一起质量事件比喻为一条为暴利而生的食物链，那么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就是食物链的末端，是*后的受害者，是所有代价的承受者。瘦肉精、sk-ⅱ、毒酒，短短几天内曝出的重大质量事件，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小型事故，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法国现代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在其代表作《鼠疫》中所描绘的，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尽管每个人的遭遇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之处，即跟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需要类似里厄医生这样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显然，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里厄医生”不再单指具体的个人，而隐喻一种善的制度，而制度的维系需要执法者的一丝不苟，制度的坍塌也往往来自于执法者的严重渎职。人们赋予执法者的监管权力，使他们具有双重角色：既可以扮演拯救人们于危难之际的“里厄医生”，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恐怖的“毒菌”。

就在我们接连遭遇重大质量事件的同时，非洲国家科特迪瓦也爆发了“毒垃圾事件”，造成2名部长被解职，受到侵害而愤怒不已的民众甚至殴打了这2名失职的部长，民众的举动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公共愿望：如果执法者无力或无心履行职责，他们就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里厄医生”，政府和民众会像驱逐“毒菌”一样赶走渎职者，给予严厉的惩罚。

在大大小小的食品事件中，不能说我们没有反思和检讨，我们痛斥某些无良企业的卑劣，强烈要求加大对其的惩处力度；我们归咎于制度漏洞，建议有关部门扩大执法权限，完善相关法系；但我们容易忽略一点，罪过并不总出在空无的“制度”上，具化的执法者责任不能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

江苏“陈化粮酿致癌酒事件”中，当我看到当地工商执法部门面对4800万瓶“毒酒”流入市场的严峻现实，轻松一摊双手手“搜集和召回这批酒已不太可能”，似乎就要将此作为整个事件的结束语时，内心充满了愤怒与抗议：难道在当初企业收购陈化粮、制造“毒酒”并公开销售的过程中，如同稻草人摆设般的相关执法部门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毒酒”巨大的黑影笼罩在所有购买此酒的消费者身上时，用追回难度大就可以推卸了事？同样的追问，可以适用于同样性质的监管失察事件。

当一起质量事件发生，于民众那一方，没有人可以幸免躲过灾难；于执法部门一方，没有人承担渎职责任；如此的代价失衡，造就了监管无责下的全民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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