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报道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毛坦村14家苕粉窝点集体制假后，当天接到了110多位读者来电，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食物能让人放心食用？”当天，本报记者采访各方人士，问的也是同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食品’仍在间接地‘谋杀’我们的健康？”。

观点

当地村民的小利益，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大利益，青菱乡毛坦村成为苕粉黑窝点聚集地，与当地一些人的“护短”不无关系，“不客气地说，这实际上是在明目张胆地纵容造假”。“猫鼠游戏”如果再玩下去，威胁的将是民众的生命。根治城郊结合部的食品造假顽疾，应先从治理这种“小农意识”做起。（武汉市政协委员胡本善）按目前的监管分工格局，在一种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中，农业、质监、卫生、工商、药监5个不同的部门承担着不同环节的监管责任，多头管理带来一系列衔接问题。这么多部门都在管，结果仍未让老百姓满意。因此，建议尽快改变目前“多个部门共同监管实则共同不管”的局面，集中由某一个部门实施监管，以规范食品生产销售行为，“卫生部门也好，质监部门也好，总之要明确一个部门”，出了问题，也要拿这个部门是问。（人大代表仇小乐）采写：记者苏永华

食品黑窝点为啥屡打不绝？

一位自称在洪山区“生产”酱肉的作坊主致电本报，竟然在电话里大言不惭：“我们就是不办执照才会有钱赚，质监、工商这些部门，顶多就是收几口锅灶，罚几个钱，我换个地方接着搞，一样可以赚回来。自称在武昌开餐馆的陈先生来电称，他经常去大东门一家干鲜批发市场进货，商贩们都把真货摆外面，假货藏里面，工商根本看不到。就算被工商查到扣留假货，这些商贩马上就拍屁股走人，处罚很难到位。“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多假的”北京铁路局退休干部刘先生称，食品乃性命攸关事，“黑货”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没有用“重典”。没能将这些人罚得倾家荡产。长期以来，造假的成本太低了。在武汉轻轨工作的万先生问：很多黑心食物里含的化学物品，长期食用肯定是致癌的，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当“投毒”来定罪呢？

“打黑”，我们还有什么招？

洪山市民王先生、青山的张先生说，在很多领域，中央为了让地方政府切实负责，出台了“行政首长一票否决制”，食品，人命关天，为什么不能引入这一制度？是不愿还是不敢？出现了重大食品案件，可对市长、区长、乡长等行政首长“一票否决”。建议将制假与行政官员的政绩直接挂上钩。武汉铁路分局工业公司的冉女士提出，集贸市场是伪劣食品的重灾区，进货渠道不透明，如果出现问题难以抓住责任人，建议食品进销货实行实名制，经营负责人有相关身份证明，万一出现问题，可将受害人“顺藤摸瓜”。武昌工商分局的方先生称，目前武汉各集贸市场尚未建立食品准入制，食品进销来源的档案都是一片空白。应该加强集贸市场管理，像超市一样对食品的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建立完整营业执照档案备查，否则一律禁止销售。武钢退休干部马先生说：其实现在的打假难，与少数房东的既得利益也有关。有的房东明知有人在出租房内造假，不仅不报，还尽量帮其打掩护，以保护自己的出租收益。对于这样的房东，必须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武汉二轻局汽车队退休的许师傅称，应该处罚房东，房东有所畏惧，商贩们的藏身之地会越来越小。房地产中介王先生建议，应设立举报有奖制度，对那些举报生产有害食品的市民，可给予重奖。因为这也是一种见义勇为。长江蔬菜杂志社张女士提出，食品经营的主体现在实在太乱了，小作坊泛滥导致假货不绝，建议借鉴定点屠宰等领域的经验，对百姓食用量较大的一些食品实行定点生产、或实行准入制，严禁小作坊加工。比如温州，豆腐类制品是由政府指定部门统一生产的，严禁私人加工。（记者张乐克通讯员刘阳实习生刘杰）

黑作坊屡打不绝 工商也有“苦水”

食品“黑作坊”屡打不绝，工商执法部门也有苦衷。洪山工商分局办公室一位姓容的主任说，一方面工商部门只能按照涉嫌违反无证经营的条款进行查处。对于食品黑窝点，工商部门只有经济处罚权，而这些黑窝点老板均躲在背后，经济处罚很难到位。同时，按规定，工商部门的管理权限也只是在流通环节。据介绍，目前，我国食品行业标准仍有较大空白，目前全部525类食品，只有30余类建立了相关标准并设立准入门槛。像苕粉这样的食品国家尚无相关标准，也给监管带来了不少难题。（记者张乐克）

食品监管“缝隙”到底有多大？

各部门衔接看似环环相扣，实则漏洞不小 何时终结“猫鼠斗”

从种植红薯、初加工成红薯粉，再加工成苕粉，一直到上市销售，再到市民的餐桌上，这根“苕粉生产链”中，分别有农业、质监、卫生、工商、药监等五大部门“把守”。为何仍有多达14个黑窝点集体造黑心食品的事件出现？昨日，武汉食品行业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给出的答案是，“婆婆”虽多，但缝隙不小。按目前武汉的食品监管分工，农业部门负责监管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质监部门负责监管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卫生部门负责监管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工商部门负责监管流通环节。这些部门的权限看似环环相扣，而遇到事情，时常未对接，甚至互相踢皮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工商查处了青菱乡毛坦村的苕粉黑窝点，但并未及时对其予以取缔，记者咨询此事时，很多处室对此表示不解：“生产领域，不是归质监部门管吗？”协调这几大部门的是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与监察处。该处负责人对记者称，他们“负责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查处重大事故”，更多时候是履行事后协调查处监管，平时还是要靠各部门独立监管。其实，为了统筹协调涉及食品监管主要机构的运作，去年9月，武汉市食品委员会成立，该市22个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昨日，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称，在今年全市的食品监管工作方案中，已提出建立“谁主管，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谁收费，谁负责”的工作机制。

“总有一种骂人的冲动” 一名有毒食品受害者的控诉

一提起去年的那个周末，市民张政民的心里就会腾地升起一股怒火：“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愤恨，那些黑心老板真令人恨之入骨。”去年8月的一个周末之夜，湖北柴油机厂职工张政民和几个朋友一道，在汉口宝丰路一家酒店小聚，餐后，张政民的肚子好一阵剧痛。一起聚餐的朋友们，凡是当晚吃了酒店苕粉的，都有反应。有几位朋友是在医院打了点滴方渡过难关。过了，本埠有媒体披露，该酒店的苕粉有问题。打这以后，张政民吃东西时总是忐忑不安：那些屡有曝光、常在黑作坊生产的豆腐等豆制品不敢吃了；不能深想其生产过程的卤菜，也几乎不吃了……“真的是搞怕了，”每每看到媒体上关于食品的报道，张政民就止不住激动：“真想当面把制假者臭骂一通。换着他们是受害者他们会怎样想？难道就不痛心吗？人命关天，有些人良心何在？道德何在？法律何在？”张政民说，记得有一则报道说，美国有家食品厂因无意中一次事故，造成消费者食物中毒死亡，结果食品厂老板被判的是“三级谋杀罪”。张政民愤怒地说，“要根治近年来屡见不鲜的中毒事件，已经不能指望有些人还有什么道德底线了，必须依法动用重刑。”“吃的不，还有什么可言？”张问。

作者：杨向明

以上是网络信息转载，信息真实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