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创新战略主管合伙人罗伯特。谢尔顿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创新释放增长力”，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也借机发布了其新的调查研究《突破性创新与增长》，提出创新型企业的增长率远高于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

会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普华永道创新战略主管合伙人罗伯特。谢尔顿（robert shelton）表示，中国企业要实现创新型增长，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增强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财经日报：您上午的报告中提到现在中国企业也有非常强烈的创新愿望，而且章就是“中国从模仿到创新”，普华永道了解到的中国企业创新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谢尔顿：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烈的创新渴望，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他国家的公司也有，但是中国公司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公司的合作意识仍然比较有限，中国企业还是很封闭的，不仅对其竞争伙伴，对其供应商、学界和咨询界的伙伴都很封闭，不喜欢将公司的信息与其伙伴分享。这是一个必须要改的问题，因为只有与市场伙伴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和学习才能更好地促进创新意识的迸发。

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还不是很多，所以需要做两件事——要找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而且要找到公司合作。

日报：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创新型增长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创新型人才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与中国教育体制相关的长期问题，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解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谢尔顿：其实企业家或者管理层往往会觉得创新型人才缺乏，这并非中国特例，当然可能因为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比较突出，但我认为，只要建立相应的机制，中国的人才供给不是问题。如果公司的制度有明确的鼓励和奖励创新的机制安排，那些创业精神和创新的潜能自然会被激励出来，制度的改革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

中国关键缺的不是创新人才，否则也不会出现挑战亚马逊（amazon）、谷歌（google）的中国公司，中国需要的是通过制度建设来挖掘这些人的潜能。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可能的确面临着因为教育问题存在的短期的创新性人才不足的问题，但中国可以从海外引进，可以选择合作伙伴，这也是我强调中国企业在实现创新型增长方面需要克服“合作障碍”的原因。

日报：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是否需要政府提供特殊的政策支持，实现一种公共部门—私有部门的合作？

谢尔顿：政府的角色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要平衡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政府不能干预太多，政府在建立国家实验室以及一些极其大型或长远的创新项目中需要大力投入，但终要商业化这些项目还是需要私有部门，这个过程要给私有部门足够的空间，如果政府干预太多，私有部门会自动退出。

美国的农业和制药业是监管非常多的，这些行业的企业家经常抱怨，他们被政府捆住了手脚，当然这不一定正确，但如果政府干预太多，通常会降低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这需要平衡，其实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日报：您谈到创新时很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个词，何为企业家精神？其核心的能力是什么？

谢尔顿：我觉得关键有两条，一个是创业之初的那种闯劲，敢为人先的精神；其二从一种长远的角度考虑，还要具备妥善处理公司内部矛盾或内部事务的能力，二者缺一都不能维持长远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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