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阵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法国作者埃里克在著作《当中国改变世界》中如此描述所谓的“亚洲发展模式”。
事实上，“亚洲发展模式”——这一度被视为已经破产的发展形势——在重新散发魅力。在第三届大连“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重新思考亚洲模式是一个单独议题。
这个话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腾飞时曾被津津乐道，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黯然失色。在去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轮全球经济危机中，亚洲模式在成为一个矛盾的话题：亚洲经济企稳并且表现尚好，但大幅衰退的出口也一直为经济界人士诟病，似乎转型迫在眉睫。在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各界代表对亚洲发展模式的现状、转型及中国在亚洲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亚洲发展模式已经破产？
今年5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亚洲发展模式破产了》，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2008年作为亚洲发展模式破产的标志性年份”。他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亚洲发展模式隐含的一个基本前提——美国家庭有能力无限制地贷款和消费——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以这种模式作为增长引擎的时代已经结束。”
确实，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轮经济危机给予亚洲重创，突出的显示在出口上。达沃斯论坛给予的数据显示，亚洲出口在锐减，上半年中国大陆下降27％，中国台湾下降44％，新加坡下降35％，韩国下降34％。过度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警钟再次响起，经济数据表示如此。上半年，除了中国gdp实现7.1％的增长，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gdp都出现同比缩减，并且幅度不小。
过去20年间，这种模式为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但迈克尔·佩蒂斯认为，未来10年，将迎来通往新发展模式的艰难转型期。不幸的是，许多亚洲国家正在施行的危机应对政策，虽然可能暂时推动增长，却只会加大转型的难度。
对于“已经破产”的说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锦珍并不认同。在大连达沃斯论坛间隙，他对cbn表示，亚洲经济在全球危机中的复苏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快的，而除了欧美模式之外，亚洲国家也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最好的，这足以说明亚洲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好处。“就是现在，雁阵模式在中国一样适用，我们产能从东部到西部的转移也在说明这一点。”
但王锦珍亦承认，各国应在发展中探索更好更适合的发展模式，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始终存在。
转型是必然
尽管必有艰难与阵痛，但亚洲发展模式的改革和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这是“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的各界学者、企业代表的共识。
中行副行长朱民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在美国和欧洲进行去杠杆化的时候，亚洲面临的是去产能化，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也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朱民说，亚洲整体的内部需求市场有限，因为人均收入有限。所以，亚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使之不要过分依赖西方的消费品市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亚洲过去的增长模式基本上靠低成本和海外市场，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成本在不断提高，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大幅减弱。亚洲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各界人士给出的“药方”并不完全相同。朱民认为，在提高消费的同时，亚洲还要逐步开发其他市场，比如发展不错的中东市场、拉美市场。与此同时，调整贸易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许小年认为，亚洲下一步增长的动力主要靠创新：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亚洲如果不能在创新上做好文章，要持续过去几十年间的高速增长将是非常困难的。”许小年说。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在强调目前刺激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时值国际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一周年之际，在危机后的复苏之路上，各国最应关注的是如何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增长，当前关键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对于亚洲国家而言，罗奇认为当务之急应是转变以往过度依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瑞士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则配合夏季达沃斯论坛召开发布了一份《亚洲风险报告》，该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霍夫曼9月9日表示，尽管全球经济体均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但亚洲国家的表现仍然相对优异，特别是东南亚经济体率先摆脱衰退令人惊喜。这一状况得益于亚洲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已开始意识到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并在增加区域内贸易流动和实施更为恰当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改变。
不过，由霍夫曼执笔的《亚洲风险报告》警告称，亚洲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存在更为突出的环境问题和健康风险，这些问题已上升到需要该区域政策制定者和企业进行首要考虑的高度。报告显示，环境领域中的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是亚洲地区的关键风险，而健康风险则是亚洲大多数国家总体风险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加强投资者保护对于亚洲同样意义重大。
霍夫曼表示，要解决上述问题，不仅需要亚洲国家在本区域内共同承担风险，还应进行区域外合作；同时，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有效合作也能起到缓解风险的作用。
而在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罗奇最新英文版著作《下一个亚洲——新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也将正式发行。罗奇表示，这本书的观点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未来亚洲形象：一个发展更加平衡、更具可持续性的新亚洲，而且这一正在转型中的亚洲不仅将给周边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也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成为真正意义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稳定器。
中国是典范
中国在亚洲模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迈克尔·佩蒂斯说，亚洲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旨在调动高水平的国内储蓄、并把巨额投资输送到产能建设的各项政策。而中国是一个强劲增长的典范。
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面临发展的挑战，但是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余地，所以中国现在出口产业迅速转内销，转得很快，所以发展也很好。” 朱民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如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述：“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自身国情，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一揽子计划并不是简单的4万亿投资，而是以扩大内需为主、消费与投资拉动相结合的计划，是当前和长远相结合、保增长与调结构相统一的计划，是政府与市场作用相统一、发展与改革相促进的计划，是既保增长、又惠民生的计划。”
在为时三天的论坛上，多位与会者回答了cbn“中国是否可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提问，尽管有部分人士表示谨慎态度，但一致的是，中国肯定将会对亚洲、世界的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但经济的发展并非完全来自于“发展模式”的优劣比较或者意识形态的胜负。诚如一篇评论中所述，我们不用在“美国式资本主义”暂时衰落之际，过度夸大“亚洲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以及合理性，只是需要激发出不带偏见和意识形态的智慧，来审视“亚洲发展模式”的核心命题、适用边界以及是否存在不利于“持续性发展”的软肋。
2009年秋季的大连，依然风轻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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