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既是apec成立20周年，也是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阴霾中复苏的关键时期，因此，世人难免对将于本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寄予较高的期望。中国外交部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谈到了在本次会议上期望取得的四项成果：在应对金融危机与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合作、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apec的作用与影响。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代表的新的国际多边论坛的崛起，apec的定位与角色变得越来越尴尬。所以笔者并不认为在本次apec会议上，有关各方能在上述各方面达成实质性重大进展。

apec会议是亚太领导人沟通磋商的一个好平台，但难以就重大问题达成实质性共识与成果，可能继续沦为亚太地区的务虚会，地位则可能进一步边缘化。

apec面临的两大问题是：第一，成员数量众多，利益分歧严重，国情千差万别，难以形成重大共识与集体行动；第二，历史上，apec会议从未取得任何足以改变区域或全球经贸格局的重要进展，其历史记录令人沮丧，最终甚至可能被其他区域或全球性多边组织所取代。

从集体应对金融危机与恢复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目前亚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由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刺激宏观经济，转变为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扩张性政策组合中退出。从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均显著反弹。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并开始重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风险资产。全球股市显著反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地产价格已恢复到2007年的高峰水平。在政府刺激方案与企业重建库存的双重推动下，全球实体经济迅速反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均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走出衰退。目前争议的焦点在于，迄今为止的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

如果美、欧、日的经济反弹是可持续的，那么各国政府就该尽快实施退出策略。目前以色列、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先行了一步。反之，如果本轮的经济反弹不可持续，那么宽松政策的逆转可能使得宏观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全球经济有可能重蹈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期政策失误之覆辙。至少，从失业数据来看，未来发达国家的消费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笔者倾向于认为，从整体上来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不会在明年下半年前显著改变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美联储不会在美国失业率明显下降之前步入加息周期。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也很难单方面提高利率，因为由此造成的汇率升值压力一方面将进一步打压出口，另一方面将导致更多热钱流入。当然，明年上半年，各国央行可以适当收缩定量宽松政策的力度。因此，在本轮apec会议上，各主要国家可能会达成如下共识，即将宽松政策再维持半年左右，等经济反弹之势趋稳之后再彻底退出。而在此之前，各国可根据本国情况动态微调。

不难判断，各国会在本次apec会议上大声疾呼，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不应对这种慷慨激昂的表态过于乐观。美国的政治制度天然形成了如下的缓冲机制，即无论政府在外边作出任何表态，国会依然可以从狭隘的本国利益出发、依然故我地制订各种单边政策。笔者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将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发期。因为当各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时，由于消费和投资的动力尚未完全恢复，尤其需要通过净出口的改善来解决增长与就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发达国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也会出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国经历的轮胎特保案、无缝钢管案仅是冰山之一角。从g20匹兹堡峰会、g7意大利峰会来看，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重新向人民币汇率施压。明年，中国出口行业无疑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中国是应该扛住压力、一切维持现状，还是该利用外部压力实施内部结构转型，这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

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apec的作用也已显著弱化，风头被东盟10＋3框架抢尽。在金融方面，东盟10＋3已将清迈协议扩展为规模高达1200亿美元的东亚储备库。在独立负责区域经济监测与储备库管理的机构设立之后，亚洲货币基金事实上已初具雏形。在贸易方面，中、日、韩正在紧锣密鼓地分别与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明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正式成立。中、日、韩三国也正就贸易与金融层面的进一步合作频繁接洽。在危机的推动下，预计东亚地区的贸易与金融合作将迈上新的台阶，只不过这些似乎与apec的推动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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