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至今，各国对金融改革都采取了温和的做法。但现实表明，这种温和改革效果有限。因此，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压力和奥巴马民望急剧下挫的政治压力之下，奥巴马对金融改革的态度发生急转弯，并不算意外。目前，奥巴马的金融“新政”细节尚未出台，前景尚难预料。而新政方案也表明，前面的改革措施效果不佳。
在空前强烈的要求改革金融体系的浪潮中，美国众议院去年12月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但是，该法案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审议，并且主要着重于监管体系改革，对于从根本上改变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似乎作用不大。总体而言，过去一年金融体系改革进展有限，美国金融业年终大发奖金就印证了这一点：2009年美国金融业薪酬估计将高达1450亿美元，可能超过经济鼎盛时期的2007年。
征收责任费、限制银行规模和冒险的“新政”，在短期和长期都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短期上，这可能压抑银行放贷的意愿，直接影响银行的盈利，上周华尔街股市的大跌，就颇有点逼宫的意味。但是新政未必能够改变银行的行为。就比如说责任费吧，每年金额仅为90亿美元，而且并非直接向金融业的“肥猫”征收，而是向银行征收。银行已扬言要将费用转嫁到客户身上，只要金融机构足够强势，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对于限制业务，各大银行已在谋划如何规避这种监管。在经济复苏尚未稳固的情况下，“新政”的力度，很可能会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从长期看，力度过大的金融改革，还将影响到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比如说，美国对外净负债高达3万多亿美元，但是作为世界最大净债务国，每年却可从别国得到1000多亿美元净收益。这其中，高盛等各大金融机构以及由其创造出来的衍生工具功不可没，可以说，金融是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这样的宠儿，美国政府向来宠爱有加。只不过在掠夺他人财富时，伤及了自身，白宫才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不独美国政府对金融业宠爱，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例如，英国政府最近决定对银行从业人员超过2.5万英镑的奖金征收50％的一次性税款，就引发强烈的反对声音，各大外资银行纷纷威胁要迁移出伦敦，伦敦市长已发话说这将影响伦敦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曾对英国首相布朗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大泼冷水。而现在，奥巴马提出新政，随即呼吁欧洲国家跟随，同样也是希望不要因此损害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金融改革并非没有良策。比如说，巴菲特建议，若银行营运不善或濒临倒闭时，银行的执行长及配偶资产应予没收，让高管们自觉尽责。还有，也许巴菲特的主张有点极端，但其思路却是不少人的主张：要求高管在较长时期内（比如说10年内）对自己奖金累积总额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哪家金融机构需要救助，其高管将受到问责。这将有助于从内部改变金融业的冒险行为模式。
但是知易行难，要触动既得利益，必然导致强烈反抗，美欧担心自己吃亏的心态更使得这种改革难以落实。对此，各国应协调起来，采取统一措施，这样也许就不必过分担心金融业的竞争力了。不过，所谓“国际竞争力”，说穿了也就是欧美利用金融业抢掠他国财富的能力，所以美欧真会“自废武功”？实在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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