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美元与美国经济复苏的节奏巧妙的吻合。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清楚地勾勒出三个阶段，即危机恶化阶段（2009年初至3月初）、危机回暖阶段（2009年3月初至10月末）、危机复苏阶段（2009年10月末至12月）。这种危机的阶段划分，分别以美国资本市场价格回升和gdp结束深幅下滑实现正增长为两阶段的标志。而美元周期恰恰与经济复苏周期相对应。在危机恶化阶段，全球金融市场都在“去杠杆化”，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吸引资金回流本土，以平衡资产负债表；到了第二阶段，美国放开美元流动性阀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刺激了资本市场的强劲反弹，也通过美元大幅贬值刺激了实体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强势复苏；在第三阶段，美国第三季度经济结束深度衰退，实现3.5％（季调后为2.2％）的正增长，美元便完成了调节经济复苏的“平衡器”任务，为保持美元利益平衡回补一年以来阶段性缺口，反弹幅度超过5％。

眼下的第四个阶段（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又起波澜），美元出现强劲反弹，自去年11月底以来升值近10％。与此对应的是，欧洲所谓“笨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不断蔓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危及欧洲国家信用。以2009年12月希腊宣布赤字严重超标为分水岭，欧元兑美元汇率从1：1.51的历史高位“掉头向下”，高盛等国际投资大鳄大举做空欧元，3个多月来，欧元跌幅超10％，“欧元陷入自诞生以来最严重困境”。事实上，这危机背后掺杂了更深层较量，既美元与欧元主导权较量的“货币战争”。

再看美元策略与美国的经济策略。美元策略调整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元一直是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无规律的“涨跌”，总是与美国的经济策略不谋而合。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削减双赤字，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美元显著贬值，有助于刺激出口，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在美元大幅贬值的10月间，美国贸易逆差比9月经修正后的357亿美元缩小7.6％，减至329亿美元，有效改善了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刺激了经济复苏。

其实，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对美国有更大的压力，因为解决债务赤字，不仅涉及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延续，也涉及美元如何在汇率大战中胜出。近期美元升值的一个因素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近来，作为美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引发了美国担忧。为扭转美国国债价格不断下挫的趋势，增加美债吸引力，冲销外国政府持有美债风险预期，也诱导美国海外资金回流，他们便大力推升美元。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0年美国一年以上期限的国债到期额大约为7132亿美元，较2009年6465亿美元的规模增加了10％，今年一季度，美国还将发行4780亿美元国债，半年发债规模共计7540亿美元，发债任务如此之重，怎能没有“强势美元”的支持？

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9年财年为83％，之后将沿着上升轨迹运动，在2010财年将攀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年将升达101％。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造成的“估值效应”，能降低美国政府的对外真实债务，从而改善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从二战后美国债务的削减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灵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与gdp的比率降至36％。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如果把降低债务的“名义增长效应”分为“实际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两部分，则历史经验数据显示，从1946年到2003年，实际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占gdp的比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通胀的作用为1.6个百分点，大于前者。换言之，在整个“名义增长效应”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靠美元贬值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的债务消减收益。

说到底，以压迫人民币升值为武器，迫使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上让步，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追踪溯源，鉴于美国总是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危机，将之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撒手锏，依照那些可爱的参议员的思路，全球都应把美国列为最大汇率操纵国，对美元征收汇率的反补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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