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忠义（右）在和同事探讨。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大兴国际机场、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国家体育馆、“中国天眼”……25年职业生涯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朱忠义负责结构设计的工程，个个大名鼎鼎。他把自己的工作通俗地称为“给建筑做骨架”，“工程越大，责任越大”。“技术发展和行业进步，就是在不断解决工程难题的过程中实现的。我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朱忠义说。

设计的体育馆成为地震中的“诺亚方舟”

从业25年来，朱忠义负责了20余项国内外大型工程的结构设计，其中不乏结构复杂、技术难度极大的航站楼、体育馆、大型会展中心。他最难以忘怀的是2003年自己初出茅庐时主持设计的绵阳九洲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的抗震设防烈度是6度，但是考虑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就想，万一有突发情况，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朱忠义觉得，作为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安全无疑是重中之重。

他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要保证即便结构发生一些变形甚至开裂，整个建筑也依然安全稳定。最后，朱忠义想到了采用预防连续倒塌的设计，来对结构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回忆起来，朱忠义很庆幸，当时为九洲体育馆提出了这一设计，且严格确保了施工到位。

2008年，汶川发生“5·12”特大地震，在主震和上万次余震的考验下，位于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安然无恙，成为大震中的“诺亚方舟”，保证了上万避难群众的安全。

解决“中国天眼”受力难题

在朱忠义接手的诸多高难度结构设计中，最特殊的当属“中国天眼”。

位于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是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也是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作为fast主动反射面主体支承结构设计负责人，朱忠义要解决的难题不少。“平时我们设计的建筑结构，要求的是稳定。但fast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巨大的科学仪器，要满足科学观测的要求，需要一个主动变位的结构，同时精度要特别高。”

另外，fast反射面主体支承结构是一张巨型索网，编织索网需要的关键零件就有5万多个。

更难的是，天眼位于地质、地貌复杂的喀斯特洼地，圈梁支承柱高度在3米至50米不等，导致结构和基础受力复杂，圈梁温度作用明显。“最大难题就是怎么把圈梁和柱子连接起来，受力更均匀，同时能释放温度的影响，自由地膨胀收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设计方案经过一年多的打磨才最终成形。“已故的fast首席科学家南仁东老师，当时听到我们的方案后很高兴，我至今都记得他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方案’”。朱忠义感慨。

挑战“超级工程”大兴机场

作为一名主攻大跨度结构的工程师，朱忠义挑战过不少大型机场航站楼的设计。但2015年，第一次接触大兴国际机场工程时，他还是被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工程”所震撼。

大兴机场要用8根c形柱支撑起核心区18万平米的大跨度结构，最大跨度达到180米，这样的设计在以往的机场航站楼从未有过。

“这个空间有多大？类比一下，尺度为114米x144米的国家体育馆，放到这个航站楼里，也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朱忠义说，这个巨大的钢结构还需要在8度地震下以及高铁从航站楼穿过时确保安全。

朱忠义带领团队做了大量理论分析，“所有分析做完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比较有底了。”

设计方案要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才能最终投入施工。朱忠义记得，当时，团队在北京建筑大学观看实验的过程，当看到承载力加到设计荷载两倍，结构还是很安全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激动。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2019年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作为一名参与者，回想起过去的1800多个日夜，朱忠义感慨万千。

“我们把当初的构想，几乎完全一样地展现在了大家面前。更重要的是，团队水平通过这样的超级工程得到了提升，对行业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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