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而是一名法律专家、中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主任佟丽华，他向媒体反映，现有的许多材料足以证明，高攀在案发时的确不满18周岁，按照刑法的规定不适用死刑，但二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佟丽华为此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请求对此案件予以重审。
高攀案发时到底满了18周岁没有？只有两个相对立的答案，“未满”和“已满”。如果答案是前者，就意味着高攀被错杀了，那无疑是个无可挽回的司法悲剧；如果是后者，那么谁能够对此给出权威的结论呢？这不免让人又想到了备受争议的死刑复核权。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一般刑事案件的死刑复核权由最高院“下放”到各省高院，也就是说，对死刑案件的二审和复核是由同一机关执行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死刑复核这个要命的程序被省略掉了。2002年延安“枪下留人”事件发生之后，整个社会突然意识到死刑复核权“下放”所带来的可怕弊端，从那时开始，呼吁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最高院为什么要下放死刑复核权？因为最高院忙不过来，忙不过来的原因则是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犯人太多，法律专家们对此的描述是中国存在着重刑化的倾向。最高院在1987年曾经发出一个通知，规定凡走私、倒卖一张大熊猫皮的，审判机关即有权判处罪犯死刑，对此，学者曾经质问道：“难道一条人命比不上一张熊猫皮吗？”2000年，最高院关于审理走私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又列出了一个表单，规定凡是走私了一定数量某种保护动物的罪犯，即可被判处死刑，比如一匹野马、一只金丝猴或十只雪兔。从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不难看出，我国司法实践对生命权的忽略，也能看出我国的刑法典对死刑罪名的设置门槛有多低，相对于其它价值而言，人的生命又有多轻。
高攀的年龄还是个疑问，而他被执行死刑的“情节”也凸现了另外一些问题。他明明被拉回了看守所，家人却收到了领取骨灰的通知，等他真正被枪决的时候，他家人又惘然不知，四天后才“意外获悉”。这样的草率和疏漏表面上看只是一些技术细节，从中还是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某些司法机关并没有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与敬畏，人道主义思想在司法实践中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熊猫皮、死刑复核权下放、枪下未留人，这样一些词汇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轻”，而这种“轻”是文明社会和法治社会所难以承受的。(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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