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与“限售”

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计划降

低24种抗生素药品零售价，平均降幅约在30％～40％。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得到确认，一位负责人说，“肯定会降，就在近期，文件正等待有关领导最后签发”。“降价令”与去年年底国家药监局出台的“限售令”，被一位医药界知情者评论为“对药厂和药店是连续两记重拳”。被业内称为“289号文件”的“限售令”，要求从今年7月1日开始，所有在零售药店出售的抗生素药品必须凭医生处方购买。

记者从北京一些零售药店了解到，单价为50多元的抗生素药“泰立特”（一种阿齐霉素）可能被列入降价名单。该药生产厂家北京太洋药业公司销售部周女士对记者表示，“名单最终还没确定，还要等等看。”但“降价令”如果实施，肯定会极大压缩公司利润，公司正准备对策。

事实上，一些早获消息的制药集团代表曾联名写信给国家药监局，认为“降价令”和“289号文件”有悖监管初衷。哈药集团总经理刘存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会使该集团抗生素产品光在价格上今年就要损失5个亿。

药店的担忧更为直接，因为抗生素药品在零售药店销售利润中约占三分之一。北京德威治大药房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说，药店的利润已经很低，两项政策将使药店生存更艰难。“以目前状况看，85％以上的抗生素用量都源自医院。这个规定相当于把药店在这部分的利润，一下子转移到医院”，前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国家药监局本月中旬在京召集了一个媒体通气会，计划将于5月开始举行“合理用药、安全用药”公益宣传活动。与会记者最关注的问题是：抗生素滥用问题的根本症结到底在哪？新闻处处长张冀湘回答这个问题时面有难色，“我们也预计到落实情况不会太好”，他说，“这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是个不断推动的过程。”

张冀湘认为，抗生素凭处方销售只是治理滥用行为的第一步。

谁在促销昂贵的抗生素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使用量、销售量排在前15位的药品中，有10种是抗生素。住院病人使用抗生素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国外一般在15％～30％）。

抗生素可以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合理的滥用却助长细菌产生耐药性。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专家李家泰告诉记者，细菌就像人一样，是个生命体，其适应能力非常顽强，第一次用药把它们杀死了，第二次它们就可能只受一点损伤，以后再用药就基本不管用了，“这就是所谓耐药性”。目前，全球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病例中，呼吸道疾病、感染性腹泄、麻疹、艾滋病、结核病占85％以上，引起这些疾病的病原体对一线抗生素药物的耐药性几乎是100％。

李家泰认为，使用抗生素必须尽量准确，判断菌种、剂量、用药时间等，“错一点就会引起不良反应，破坏人体免疫力，诱发细菌耐药”。但我国恰恰在这个最需要小心谨慎的用药环节上，多年以来忽视或漠视。“抗生素使用必须依照医生处方，这在其他国家是个最基本的常识。”她说。

李家泰指出，滥用抗生素是一个关系到全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一些药店和药厂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利益难道比患者的生命更重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抗生素药物的生产及流通过程中，谁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到底是哪些人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甚至漠视患者的生命安全？

中国执业药师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学专家向记者提了个问题：医生拥有处方权，可医生也会受到“利益”的引诱，现在又没有针对抗生素药物使用的严格标准。他举例说，很多患者到医院就医，一个小感冒就用上百元的抗生素药，而事实上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使用抗生素根本于事无补。“患者为什么会倾向用高价药？抗生素越贵越好的观念是谁传递给患者的？”

资料显示，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河北石药集团一位销售主管告诉记者，医生总是选用昂贵的药物。只有销售高价药物，并且尽可能多销，医院才能“提留”足够高的利润，“这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个公开的事实”。

该公司的主要抗生素产品是欧意、维宏，目前也在等待降价和限售的冲击。但他不认为这能根本解决“滥用”问题。一方面，“限售”只是限制了在零售药店销售，而医院才是销售抗生素的“大头”；另一方面，“降价”也只是部分产品，在功能上能够替代的“新药”很快就生产出来了，医生们仍会选择没降价或是新的高价抗生素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些对患者来说便宜而有效的抗生素药品，因为价格降得太低，中间环节利润被摊薄，医院干脆拒绝采用，而生产厂家因为市场不断萎缩，只好停产。”这位销售主管说，对于多数普通患者，“他们完全是被蒙蔽了”。

扭曲的价格链

有5年医药销售经验的曹海（化名），就职于华北制药集团销售处。他对记者说，药价高居不下的原因很简单：利润都被复杂的中间流通环节吸纳了。

他举例说，华药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呐（5代）（一种中档粉针剂类抗生素），出厂价大约3元／针，但经过“大批”、“小批”、“医院代表”等一系列销售环节后，在医院卖给患者竟然能达到30元／针，中间环节加价达10倍。

曹海去山东某县出差，发现当地农民上医院看病，想打一针便宜的青霉素纳盐（一种低档的抗生素药），都得走后门。这意味着，给医生塞个小“红包”，都比用高档消炎药合算。

张志国（化名）在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做“医院销售代表”，他的日常工作就是进行“医院公关”。他对记者说，抗生素产品走的量最大，对价格也最敏感，因此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没办法，都想进医院，医院利大”。

他的工作，就是打通医生、药剂师、医院领导等医院的主要“关卡”。“给钱比较直接，还有间接公关，比如搞一些培训和科研活动，安排医生或医院领导出国参加学术活动等。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药卖到医院。”张说，一些小型医药公司销售政策灵活，“公关”活动就更加赤裸，而大公司实力强，“公关”活动就相对“文明”些。

张志国从来不去医院买药，如果朋友或亲戚想用点抗生素，他“一般能拿到批发价，差价太大了”。

“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怪圈”。石药的销售主管分析说，理想情况是，医药市场竞争之后优胜劣汰，市场秩序渐趋合理，商业利润降低，消费者从中获益。可是在我国的医药市场中，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垄断销售机器”，没人能撼动它。药品经销商为了打入医院销售体系，就必须提高药品价格，以便能分摊出利润空间去搞公关，结果是价格越高的药，越容易占领市场。

畸形市场造就了恶性的竞争者。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已从20年前的500家狂增到7000多家，这些企业中拥有自主药品知识产权的只有3％。华北制药的曹海认为，目前不少所谓的“新药”、“特药”，从研发到推广都是“利润导向型”。

他说：“在全国兴起的各种小型‘医药公司’，许多都是一锤子买卖，看准一种药品的疗效和市场有前景，就迅速投产，其实研制成本极低（不过是原料费用加上委托加工成本），然后尽量定高价，用高回扣的办法挤进医院。”

扭曲竞争使药品企业都维持着庞大的促销员队伍。据统计，一些药品企业直接或间接聘用的营销人员数量，经常达到生产人员的1．5倍甚至更多。这些“医药代表”的收入只与销售额挂钩，在推广活动中各种腐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医药代表”的收入与他在医院的关系和活动能力成正比，“上不封顶，很刺激”。这个行业目前吸引了许多医学院的毕业生，一些了解内情的医生也辞职下海。

因为不加限度地追求利益，厂家、商家、医院和无知的患者形成了一种“合谋”，很大程度上说，抗生素滥用现象在我国如此严重，就是这种“合谋”的产物。

“医药分业”是乌托邦吗

本次国家发布针对价格虚高药品的“降价令”，是过去5年来的第7次。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专家朱长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的目的是压缩医药购销中间环节的暴利，幅度也很大，但长远看如果“以药养医”的医院体制问题不解决，“还是治标不治本”。

我国最早从1951年开始，从药品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医院，当时的政府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补贴医院，普通百姓也无力承受医治费用。所以，中央政府决定把药品批零差率留给医院，“以药补医”机制由此萌生。50多年过去了，对于中国大多数医院来说，“卖药”收入仍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据不完全统计，约占50％。

一位医生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用药腐败是目前医疗体制中最大的弊端。他说：“医院的管理者不可能自己限制自己的经济来源，相反还可能从骨子里希望医生多用药，医院对于医生获取药品回扣也往往采取宽容态度。”

朱长浩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医院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层面，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来吸引患者。“卖药所得远比医疗服务收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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