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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世界报》：您是欧盟东扩后首位访问布鲁塞尔的外国政府首脑，这是巧合还是有意的选择？

温家宝：中国将发展中欧关系作为整个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在去年进行的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确定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谓全面就是指中国和欧洲的合作不仅包括经济和技术，还包括政治和文化，不仅双边，也有多边，不仅官方，还有民间。所谓战略是指它的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伙伴就是互利、互信和双赢。

《晚邮报》：意大利民众对中国取得的成绩非常敬佩，也非常感兴趣。您认为中欧在经济领域应如何加强合作？

温家宝：中欧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去年双边贸易额达１２５０亿美元，接近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去年中欧领导人第６次会晤确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到２０１３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２０００亿美元。现在看来，有可能提早实现这个目标。中欧经济、技术合作有很大的潜力。许多欧洲国家到中国投资、转让技术。许多著名的大公司都在中国投资办厂，它们不仅带来了资金，而且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欧合作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机制。充分利用这些机制，可以解决我们在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世界报》：您此次访德的目标是什么？能谈谈具体内容吗？

温家宝：我此次访问德国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中德关系的发展目标，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就重大国际问题的磋商，扩大经贸和技术交流。中德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已经达到４１８亿美元，约占中欧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到２０１０年，中德贸易可以再翻一番。我希望双方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我们还应当促进双方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人员培训。建立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

《晚邮报》：意大利一些中小企业家对中国企业有畏惧心理，担心出现一些仿冒产品。中国政府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克服这种不正当竞争现象？

温家宝：我首先希望通过贵报，消除意大利企业的这种畏惧心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正在采取四项措施。第一，成立由一位副总理负责的领导机制。第二，加大对盗版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通过司法解释，适当降低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处罚门槛。第三，对于盗版侵权进行经常不断的专项整治。第四，加强全民教育。我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一定会取得重大进展。

《晚邮报》：我将忠实地将您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谈话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另一个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年以来的表现怎么样？

温家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认真履行了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义务。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关税从１５％降低到１０．４％，废除和修订了近３０００项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我们取消了一些非关税的壁垒，明年将会取消汽车配额。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爱尔兰时报》：中国能够从爱尔兰的发展中学到哪些经验？

温家宝：爱尔兰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重视教育和科技。一个面积很小的国家，出了那么多人才、那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明她非常重视教育。她的软件占了世界很大的市场份额，说明她重视高科技。据我所知，中国到爱尔兰留学的有２万多人，总数不算多，但是比例相当高。许多去过爱尔兰的中国人回来后对我说，爱尔兰确实是一个值得去的国家。

在爱尔兰的华人共６万人，一部分人已经加入了爱尔兰国籍，另一部分还保留着他们的中国国籍。我希望他们能够遵守爱尔兰的法律规定，和爱尔兰人民一起建设爱尔兰。对于在爱尔兰的留学生，我们坚持“鼓励留学、来去自由”的政策，希望他们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愿意回来也行，愿意留在爱尔兰也好。

路透社：中国经济正在以令人屏住呼吸的速度在发展。但有很多分析家和观察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从多方来讲都有过热迹象。您对这些分析有何意见？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抑制过热。

温家宝：中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经济增长较快，工业企业利润提高，农业生产形势趋好，外贸进出口规模扩大，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是经济运行当中确实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建设规模过大；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紧；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第二，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第三，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严肃处理乱占耕地和乱上项目的违法违规行为；第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约资源的活动。我们已经第二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将发布加强土地管理的规定，提高部分行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总的考虑是，宏观调控既要坚决果断，又要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我们相信这些措施经过一段时间会见效的，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因此要继续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虽然宏观调控有难度，但是我们有信心。

路透社：我们知道中国需要进行资本市场的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您认为还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让中国资本市场更有竞争力？温家宝：推进银行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对此，中国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们已经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方法是实行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我们首先在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改革，中央做了必要的支持，动用了４５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充实资本金。但是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引入现代的管理方法，推行统一的、科学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改革的难点在管理、在人才。在这两个银行改革积累经验后，再对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我们还要发展证券市场。也就是说，除了间接融资之外，还要发展直接融资。政府要为证券市场提供公平、公正和法制的环境。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发展资本市场，都离不开企业改革。必须推进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晚邮报》：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已经加入了欧元的份额，欧洲对此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对欧元的一种支持。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会不会进一步加大欧元的份额？温家宝：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欧元现钞正式进入流通，这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表示完全支持。两年多来，欧洲货币不仅稳定，而且不断升值，这是欧洲整个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反映。这也增强了中国对欧元的信心。

路透社：很多人提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比较僵硬的，一直有所低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过热。中国何时将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您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逐步放宽货币波动的幅度，还是将汇率调整一次软着陆到位？温家宝：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僵硬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并轨和改革是在１９９４年，那时我们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３８％。后来，遇到亚洲金融风波，中国承担了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责任。从那时起，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收窄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我们提出要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研究和探索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何时开始实行，确实需要慎重抉择。这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把握好宏观经济形势，二是健全银行体系，否则轻易变动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地区以至世界经济的稳定。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晚邮报》：目前在欧洲，一些民众对中国修宪将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写入宪法非常感兴趣，您能否给我们作一些介绍？

温家宝：中国这次修改宪法，明确提出要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是中国对于维护人权的高度重视，中国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首先，我们坚持改革和发展，使得１３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第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一直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特别重视发展基层的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三，我们确立了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中国已经参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且负责任地于去年第一次提交了报告。还为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积极的准备。我们希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不要搞对抗。

这次修宪，我们还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我们这里说的私有财产，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二是推进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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