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的雾霾指数飙升时，张岩的选择困难度也在飙升。“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哪款空气净化器。”张岩说。多少钱的机器能管用?什么样功能的机器真能净化?这些问题他都找不到答案——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几百个品牌，上万种选择。

这是一个枝蔓丛生的市场。2008年的净化器国家标准早已不适用“快速发展”的空气污染。张岩这样困惑的消费者需要一个核心标准来破解纠结，200多家净化器厂商需要一个标准区分良劣。

还好这种等待正在接近尾声。经过两年反复修订，去年11月定稿的新国标“征求意见稿”，已经面向社会完成了40天的意见征集。上月，修订协调组在苏州举行了一个说明会，面向相关企业和公众说明意见收集情况。至此，新国标算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这次新国标修订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评价空气净化器的“双指标评价法”，即洁净空气量(cadr)和累计空气净化量(ccm)两个指标并行。

通俗地讲，cadr评价空气净化器的净化能力，ccm评价其净化耐力。洁净空气量是国际通用的评价标准，在2008年版的国标中早已写入，而累积空气洁净量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增内容。

标准权衡

这是朱焰最难的一次。

他是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负责标准的副总工程师，也是新国标修订的主持者;年过半百，他制定过很多家用电器类的国家标准，但都没有这个标准下的功夫大。

新国标修订提上日程的两年来，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市场及舆论的压力，更要面对几百家空气净化器生产及配套企业的翘首期待……

雾霾连袭下的中国正在变成各种室内空气净化技术的试验场。“这么多技术一涌而来，你要去评价优劣，制定出一个既科学、客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很难。”朱焰说。

在此之前，对空气净化器的评价只有一个单指标评价法，就是看洁净空气量。上一版国标也只对烟尘颗粒物做出了界定，没有对化学污染物的评价方法。

整个修订工作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太过特殊，污染程度是欧美的八倍”，朱焰说。市场混乱程度前所未有。

除了5次正式工作组会议，朱焰带着一位博士、两位硕士还进行大量走访和调研，参与测试的企业多达数十家，国内最好的四家实验室都在协助配合。

作为参与新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苏州贝昂是目前静电净化技术的代表者，其创始人兼董事长冉宏宇也参与其中。

“ccm是我们为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冉宏宇告诉记者，“要引进这个概念，是因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要比欧美高很多。”

欧美使用净化器不存在滤网的问题，半年一年换一次就可以，而在北京八倍污染程度下，普通滤材一到两个月就废了，但是大多数厂家是不会告诉消费者的，这也是协调组坚持把这个概念导入到国标里的原因。

在修订过程中，争议最多的就是累积空气净化量指标如何引入，因为它涉及到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室内外空气污染程度如何界定，而这个浓度决定了滤网的使用寿命。

假设北京室外污染浓度是100微克每立方米，那滤网使用寿命有三个月，如果室外污染浓度是200微克每立方米，那它使用寿命就只有一个月，大家争论最多的就在于此。

有争论，就会有妥协。最后写入新国标的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假设外部污染程度为100微克，室内达到国家标准浓度35微克，最后计算得出滤网的寿命。

单从市面上空气净化器上的指标看，几乎每一款都堪称“完美”，它们不约而同地注明对pm2.5净化率、甲醛净化率、雾霾净化率等都达到了99%甚至99.9%。

朱焰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99%，都是特定空间和时间条件下一个状态指标，“说明不了实际问题”，因为测试时间久一点也能达到99%。“新国标里是没有这个值的，我们不写这个值，就是担心对消费者有误导。”他解释说。

同时，新国标也不建议仅仅标注洁净空气量(cadr)。而是用cadr来表示它的空间，ccm标示时间，由此构成一个时间+空间的坐标概念。评价空气净化器的品质，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两个指标。

其中耐力即累积空气精华量ccm分为几个档，如三千毫克、五千毫克、八千毫克几档。新国标初步就是如此考虑：ccm分几个区域，与cadr相对应。

不过，即便标准修订现在已经达成共识，但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术、一些隐性的问题，比如说二次污染物等，目前仍缺少有效的评估和界定的手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从管起，在朱焰看来，制造商有责任和义务明示，告诉消费者这种隐患的存在。“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评价方法，但企业一定要明示，做到信息对称与透明，否则就是制造商、销售商的责任。”他表示。

而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明示隐患会不好卖，不明示就算诚信有问题。在欧美是明示越清楚越好卖，在中国不一样，越明示越不好卖，“难就难在这里。”朱焰说。

“而且欧美滤材的质量偷工减料的情况很少，一旦发现有假会被罚到破产，这在中国很难实行，”朱焰说，“所以，这个标准最大的难处在于如何适应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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