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日本战争机器正在肆虐中国，身着陆军航空兵军服的征兵者来到筱冢所在的乡下高中，向报名者承诺，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可能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可以到处旅行……
“我们都应征了，”筱冢回忆说，“看上去是个好机会。”他通过了测试，“我想所有人都通过了，”他说，“那很简单。”
当年筱冢年仅15岁，家境贫寒。
两个月后，筱冢加入了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他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中国哈尔滨市平房镇，这里就是日本建立的“731”总部所在地。
“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负责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饮用水，”筱冢说。
在很长时间里，日本政府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存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8月27日才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残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承认这支部队进行的活动“完全不人道”并造成“极大”苦难，但法院还是裁定日本政府没有法律义务赔偿受害者。
美联社评论说，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关注下，日本却从未正视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是深深影响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道伤痕。
作为少年班一员，筱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间教室内度过。他在那里学习基础医学、卫生知识和细菌扩散。
1940年春天，筱冢被分派一些打杂的活。“我们部队正在培养跳蚤，让它们染上鼠疫，”他说，“我的任务是观察他们让活老鼠身上长跳蚤。”
那是个简单的任务，老鼠带着身上的跳蚤还有一些麦子被放进笼子，关在黑屋子里。当老鼠死掉，跳蚤就会本能地离开老鼠尸体，然后顺着设置好的红灯引导，通过浴缸进入连接着排水沟的玻璃管。
“以后跳蚤再怎么样就不管了，”筱冢说。但是就在他得到新任务时，大批中国人死于鼠疫。
根据中国受害者代表2002年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诉状，日军飞机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衢县上空撒下带有感染鼠疫跳蚤的麦子。
尽管衢县人民焚烧了不少带有病菌的物质，但当年年底衢县仍有几十人死于鼠疫。
由于一名铁路工人受到感染，鼠疫扩散至浙江义乌，造成300多人死亡，周边地区也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鼠疫。
“我从没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筱冢说，“没人问，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在做什么……中国人所说的是真话，在我脑海里这点毫无疑问。”
活体解剖---“我们不希望想起他们是人”
回到教室，筱冢开始学习培养伤寒、霍乱、炭疽、痢疾等细菌。到1942年时，他又获得了新任务，帮助准备活体解剖感染炭疽的人。
“731”部队故意让被关押者感染上细菌，以便他们能够研究细菌发育情况和生物武器威力。他们还从这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细菌样本，培育更多的细菌。
“第一次，我的腿颤抖得厉害，我几乎都站不住了，”筱冢说。他认识那名躺在手术台上的人。
“我以前见过他几次，”筱冢说，“他看上去像一名知识分子，还不到30岁。但是那次，他被带到解剖室。由于感染鼠疫，他浑身发黑，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接近死亡边缘。”
在解剖室内，筱冢用板刷把受害者清洗干净，从前胸到后背，然后给他擦干。另外一人用听诊器确认他还活着。然后，筱冢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我们被告知，在器官发生变化，影响到研究之前把它们取出至关重要，”筱冢说，“那间屋子没有钟表，但我估计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我没忘记在那里的感觉。”
筱冢参加过至少3次活体解剖。“我们叫受害者‘马路它’（即原木），”他说，“我们不希望想起他们是人。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当在那个国家（中国）看到某个人，你就不能走动。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恐惧大举袭来。”
那时，筱冢20岁。次年，他正式编入军队。
重新做人---“改造所里的日子比平房镇好多了”
当1945年8月战争结束，筱冢已经是日军医疗队的一名一等兵。
在日本宣布战败后的混乱中，筱冢与自己的长官走散。解放战争期间，筱冢被人民解放军擒获。
筱冢放弃与许多得到宽大处理的日本兵一起遣返。他孤独并且被人遗忘。筱冢说，自己当时无处可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纳了我，”他说，“他们对我很好，我也乐于为他们服务。”
6年后，筱冢在“731”部队的经历被披露出来。他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6年获释回国。
筱冢说，在受拘禁期间，他有着美好的回忆。“那座改造所十分宽大和舒适，”他说，“我们吃得比卫兵还好。他们给我们看电影，放音乐。我们还获许做运动。那真比在平房镇的日子好多了。”
就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筱冢开始反思自己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我又成为人，”他说，“如果他们严酷对待我，我应该下地狱。但他们把我当作人。我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我也开始把那些受害者当作人。”
筱冢说，尽管他开始对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撒了谎，只说自己研究新疫苗，但渐渐地也吐露了真相。
“我不认为我所说的对他们有多大用，但他们对我宽大处理，把我送回家，”筱冢说。
决心作证---“我想讲述历史，但没人听我说”
每天，都有几十名与筱冢一同接受过改造的友人来到八日市场村的这座寺庙。筱冢的家距离寺庙不远，他们在附近为侵华日军杀害的中国受害者立了一座石碑。
“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最深的歉意，”石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1956年，1109名日本战俘获释回国，其中包括一些“731”部队老兵。
回到日本后，由于已经无家可归，筱冢在地方政府谋了一个职务，直到退休。
尽管他经常想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没人想听我说，”筱冢说，“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一名和平运动者甚至对我说，把日本当作侵略者没好处。”
“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筱冢说。
就在筱冢建立石碑的1997年，他为180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中国受害者作证。法庭拒绝了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他们再次上诉。
筱冢打算，只要健康允许，他还会出席部分听证会。
近年来，筱冢数次来到中国，并应邀再次来到平房镇“731”部队遗址，对于遗址进行现场鉴证。
“中国人对我非常宽厚，”他说，“他们告诉我，我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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