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案的意义在于，它终结了实施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启动了违宪审查的先例，促进了民权意识的觉醒。今年初，国内各大网站和一些权威媒体在把孙志刚列为2003年影响中国十大人物时这样阐述：孙志刚以身殉恶法，启动了一个新的时代。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哪些事可以为“史”？哪些人可以为“鉴”？毋庸置疑，从孙志刚案的影响度上看，从其现实价值、历史价值、参考价值上考量，被载入地方年鉴理所当然。那么，“罕见”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 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地方，地方年鉴成了一方歌功颂德的平台。笔者手头上就有一些地方年鉴，内容无外乎是当地一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新成绩、新突破，比如gdp增长了多少，人均收入跨上了什么样的新台阶，文化体育事业又获得了什么奖项等。一位从事了十几年年鉴编写工作的老同志告诉笔者，无论是省志办还是市县志办，都是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要看党委政府脸色行事，讲究稳妥为主，以记录成绩为主。由此不难想见，将孙志刚案这种事载入年鉴，在不少地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罕见”之说正是由此而来。
更为关键的是，把孙志刚案载入《广州年鉴》，需要一种直面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对广州来说，孙志刚案是这个城市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孙志刚”更是一些地方官员不愿提及的三个字。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市能够勇于自我揭短，先后在《广州年鉴》的“今日广州”专辑、“政法”篇目等3处，历史、客观地把孙志刚案载入其中，其魄力让人钦佩；“罕见”之举，弥足珍贵。
说孙志刚案载入《广州年鉴》“罕见”，是因为过去我们在发展、民主、社会进步、政治文明、人性等诸多认识上，存在着种种误区。回头看，这种“罕见”，是一种悲哀；而向前看，这种“罕见”，则不仅是对原有年鉴编撰方式和惯性思维的一种突破和挑战，更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生动体现。随着“罕见”不再罕见，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必然会有新的飞跃。（作者：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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