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涉及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辞职等举措的五项法规性文件，与《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一起，合称“5＋1”文件，已经集中亮相，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作为今年将重点推出的另一项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举措即关于党政机关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规定，目前也正在积极酝酿中。

多年“仕途”可能当不上“副科”

即将开始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吸引了空前规模的54万名报考者，他们将以平均比例37.3比1、某些职位高达100比1的竞争烈度，开始“入仕”的首次“闯关”。

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本科生，如能在公务员考试中成功“突围”，进入县级机关，一年后可“转正”为科员。此时，这个年轻人处于非领导职务序列公务员8个级别中的倒数第二级。但是，在未来十几年内，他的“仕途”都可能在这个连副科级都够不上的低阶上停滞不动。

在没有中央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区分的中国，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只能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最底层的台阶上走完职业生涯，而相应的难有太大起色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将伴随他们终身。不过，两年多来11易其稿并已向国务院报送即将提交初审的《国家公务员法》，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职务与职级制度，在“当官”之外，将为中国500余万公务员另辟一道上升阶梯——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待遇的提高。

官当不了有无其他“奔头”

“地方公务员对于这种改变命运的新制度翘首期待。”参与起草《公务员法》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博士说。

“公务员待遇主要与领导职务挂钩，因此不少人进了政府机关就把当官作为最大的追求。”宋世明分析说。在目前体制下，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机关领导职务供给的有限性，是一对几乎无解的矛盾。但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仅靠职务晋升来提高待遇是不现实的。

宋世明介绍说，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直指公务员职业发展阶梯过于狭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的弊端，旨在确立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渠道的“双梯制”，为公务员另辟晋升渠道。设计中的职级，意即公务员职务所对应的级别，是职务、能力、业绩、资历的综合反映。

而目前的中国只有8%的公务员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职务以下。就在这8%中，有统计称，中国县级干部的任期平均不到3年，职务升调频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低阶公务员晋升的异常迟滞。一份2002年的调研报告显示，广东某县县直机关33个党政工作部门中，23%的正科级干部任职10年以上，最长达16年；63%的副科级干部任职10年以上，最长14年。

公务员以职务为惟一衡量尺度的职业发展阶梯过于逼仄，大多数人难以挤进这个狭小的通道，而进入通道的人又必须不断上升，谋求更高职位，以期更多的待遇和收益。“官本位”由此愈演愈烈。

未来数月将再颁一组文件

事实上，中国人事管理中“级别”的概念曾经反复。1956年，机关工作人员曾被划为30个级别，级别既是确定工资的惟一依据，也是任职的参考，但随后级别却演变为与政治生活待遇挂钩的指标。

1985年实施工资改革，级别被取消，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职务因素被过分突出，从而强化了官本位意识。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恢复了级别设置，国家公务员被分为15级，领导职务从总理到副科长共10级，非领导职务从巡视员到办事员共8级。这次改革试图在前两次制度安排中找到职务与级别的平衡点，但最终重心还是倾向于职务一边，还是一种“官本位”的制度设计思路。公务员依然热衷于对领导职务的追求，几乎感觉不到级别的作用。

宋世明认为，科学的公务员分类是建立这一制度的根基。中国以人的资历为主要分类指标的品级管理制度始于秦汉，但主要是解决官员的地位、身份及俸禄问题，并没有严格的职位资格要求与分类管理。“而目前公务员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的传统很缺乏，职位分类的优势也没有机会展现，长期品级分类实践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官本位’观念深入骨髓，贻害无穷。”

此外，在即将出台的有关制度中，“党政领导职务干部任期制”也备受关注。

“打包”出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举措可谓前所未见。据悉，未来数月还将有一组文件颁布。

10月中旬，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发表讲话说，要抓紧出台一些经实践检验比较成熟的改革措施,如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交流和任职回避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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