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到国外工作，前后听到一些关于同胞在外国生活的故事。

在韩国，听到过这样两则：一则是说，一位上海某名牌大学的敎师在韩国的时候，到处宣传自己的省钱妙法：鱼肉他很少去市场花钱买，而是每天起大早“赶海”，抢在当地人之前，到大学附近的海滩上捡拾一种螺蛳。他常常自豪地吿诉他人，“这里方圆三四公里之内海滩上的螺蛳都被我一个人吃完了！”

另一则讲的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敎师在韩国“率性任情”的故事。韩国的那所大学，跟这位先生所在的大学有着多年良好的关系。

中国教师到那里任敎，不但报酬优厚，生活上也有一项别处所没有的照顾：可以免费给家人打国际电话。前几任教师都懂得礼尙往来，使用那电话皆自觉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这位先生一到那里，作派完全不同，不但日日打国际电话，而且一通电话动辄三五个小时。

韩国校方惊诧于电话费之高昂，询问该先生缘由。该先生大言不惭，声明他只给家属打过电话。韩国电信公司提供的电话通话清单上，受话者的电话号码却是遍及中国各大城市的。韩国方面对他的家属如此变动不居，表示难以置信，就将那电话的国际业务给停了。

于是，此后中国教师到那里任敎，不再享有那待遇。据说该先生也不是凡事出手阔绰，有些事情实际上是相当的不阔绰。不阔绰的程度也相当惊人，以至于他常光顾的一家超市都避之如瘟神。因为该先生每次光顾，不但讨价还价，还总是于结账之后，顺手拿走若干商品，说是他买了东西，店方理应“饶”他的。

来到日本，又听到好几则此类故事。其中有三则是北京来的教师在东京“捡自行车”的故事。一位日本同事说若干年前的某个星期天，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有个不速之客造访：原来刚到本校任客员教师不久的一位先生骑着自行车登门拜谒！一见面，该先生就得意洋洋地吿诉日本同事，自己捡了一辆自行车。

有一位女士，假期其丈夫、儿子作为家属来日观光。真是宾至如归，几天之内，一家三口，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游逛。据说，自行车也全是“捡来的”。还有一位先生更绝，回国的时候，硬是将一辆自行车化整为零，携带回家。听故事的时候，我以为是他自己购买的价值特昂的什么稀罕之物，被吿知“不过是一辆‘捡’来的普通旧车”。

不错，东京街头是有不少看起来无主的自行车，但那也不是可以随便捡的。自行车之外，别的东西也有带走的。据说，有人回国之时，曾经将住处日方提供的吸尘器、锅碗瓢盆之类作为自家行李，搬运回国。

老实说，要是忽略掉故事主人公的国籍或者故事发生的场所，故事本身都很有趣，茶余饭后皆足以令人捧腹解颐。倘若有作家想撰写当代版的《儒林外史》，那都是不错的素材。至少，跟选学专家马二先生逛西湖买烤鸭时的揣肥瘠之举，不相上下。

可是，讲故事的人多数都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但都没有忽略故事主人公国籍的意思，相反，都有掩盖不了的鄙夷与怜悯之情。作为听者，我每次听完故事之后，内心都很不是滋味，实在是笑不出来。

我曾经亲耳听几个出过国的人谈国外生活的经验，津津乐道自己国外的省钱秘诀之后，往往加上一句，“谁叫咱们穷呢”。原来，那都是因为贫穷！一般人说起“笑贫不笑娼”这句话时，大概无不心怀感慨，有时候甚至是愤懑。

但是，假如贫穷的我们都能够像颜回那样住在贫民窟仍然快乐如故，像子路那样衣衫褴褛站在穿着貂裘大衣的人身旁也能毫无愧色，还会有人能够耻笑我们吗？人们耻笑的也许不是贫穷本身，而是有些人以贫穷为理由，放弃做人本该有的高贵与尊严，做出如上那些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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