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保护专利权与救治艾滋病患者之争愈演愈烈。在4月份的一次游行中，示威者打出口号：药品是为救人，而不是仅为牟利。

联合国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执行主任理查德·费彻姆4月19日在巴黎宣布，印度已经取代南非，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此种说法遭到印度政府的强烈反驳。

艾滋病在印度已经“失去控制”

费彻姆说，艾滋病在印度的传染增长得非常快，已经“失去控制”，但是印度目前却没有足够严肃认真地阻止艾滋病日益增长的传播趋势。此外，他还对印度官方提供的艾滋病统计数字表示了怀疑。

联合国2004年7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估计，到2003年底，南非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印度为510万人。

费彻姆表示，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目前印度的艾滋病感染人数估测范围的上限可能已经达到850万，此前南非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估测范围上限为650万），费彻姆说：“印度的艾滋病感染数已经超过了南非位居世界第一”。

费彻姆说，印度拥有10.3亿人口，许多人携带艾滋病毒而未被发现，也没有被统计在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里。

高价药品造成印度艾滋病传染难以控制

费彻姆还认为，除了对艾滋病的普遍忽视和深刻偏见之外，相对高昂的抗艾滋病药品价格也是造成印度艾滋病传染难以控制的原因。

费彻姆说：“在非洲获得印度生产的橘耐里克药比在印度本国买便宜得多。这种令人愤慨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他警告说，艾滋病在印度的传染速度还在变得越来越快，印度必须清醒过来，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以百万计的人口将由于艾滋病而死去”。

印表示将任命独立委员会统计艾滋病数据

4月20日，印度政府反驳了关于印度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国家的说法，坚称印度510万艾滋病感染者的数据是真实的，少于南非的530万感染者。

印度政府近年来力图消除国民对艾滋病的担忧和偏见，并宣布印度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已经控制了新发病例的数量。一些艾滋病专家此前一直对此表示怀疑，并警告说印度艾滋病患者人数有可能超过南非，但是遭到印度官方的否认。4月初，印度卫生部长表示将任命包括国外机构参加的独立委员会对印度艾滋病数据进行统计。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自2002年以来，已经向全球127个国家的超过300个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项目提供了30亿美元资金，其中为印度拨款总额达2.65亿美元。

艾滋病人失去“便宜的救命药”

印度通过药品专利法案，国际组织称全球数百万艾滋病患者将受影响

本报综合报道印度议会日前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印度国内的制药公司今后制造专利药品必须支付专利使用费。这实际上禁止了印度国内制药企业制造低价格的治疗艾滋病药———橘耐里克药。

发展中国家半数患者依赖于印度药品

橘耐里克药是不受专利保护的药品。根据印度1970年制定的专利法，专利费不是对制成品本身征收，而是在制造过程中征收。因此，如果制造过程不同，就可以允许生产橘耐里克药。正是在这个条件下，印度的制药产业得到了发展，成为便宜药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里，大约半数艾滋病患者都依赖于印度生产的这种药。

印度通过的新法律修改了专利法。新法规定，印度国内的制药公司今后制造专利药品必须支付专利使用费。虽然可以继续销售橘耐里克药，但也必须支付专利费。

印度在野的人民党对新的法案表示反对，认为该法案将把印度的制药产业拱手让给外国企业，所以在法案表决前退出了会场，但是法案还是获得了议会的通过。

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奥克斯法姆对印度通过该法律发表声明说：“新法律牺牲橘耐里克药的制造商，给了专利所有者更大的权利。其结果是再也不能制造便宜的救命药了。”

“该法律切断了通往他国的生命线”

国际援助组织就此表示了担忧，称全世界将有几百万艾滋病患者将不再能够得到便宜的橘耐里克药。总部设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师团的一位负责人称，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中，有50%依赖于印度的橘耐里克药。他说：“该法律切断了通往他国的生命线。”该组织向印度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呈送了信件，对此表示担忧。

把印度生产的艾滋病治疗药与西方制药公司生产的三种药混合起来，就可以降低艾滋病药品的价格，这样，那些贫穷的艾滋病患者即使处于困难情况下也能更容易继续得到治疗。

2001年，印度的希布拉制药公司按照每个患者每年350美元的标准，向无国界医师团提供了上述三个种类的混合药。无国界医师团在27个国家治疗了2.5万个患者，其中70%的治疗药都是印度制造的。

希拉布公司董事约瑟夫·马密特说：“专利法的通过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长期悲剧的开始。”

相关反应:印反驳联合国估测数据

印度政府强烈反驳了关于印度已经超过南非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说法。

联合国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执行主任费彻姆19日认为，印度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数字有误。而印度国家艾滋病控制组织总干事s·y·库莱施在回应这种说法时表示：“南非有530万感染者，印度有510万，这就是真实数字。”库莱施表示，费彻姆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印度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并没有超过南非。此外，库莱施说，印度的艾滋病感染者仅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而“南非的感染人数占到了人口的23%”。

库莱施说，印度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努力正在成倍增长，印度总理辛格很快将要组建一个包括部长、官员和专家在内的30人国家艾滋病委员会。他说：“那种认为我们什么也没做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库莱施说：“我们希望使国际社会确信，印度正在尽全力处理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艾滋病问题。”

新闻分析：专利权与生命孰轻孰重？

近年来，是否能获得价格合理的药品成为了印度以及其他各发展中国家遏制艾滋病死亡率的关键因素。但是大众的健康利益在这里不得不与知识产权保护展开一场博弈。

一方面，美国药物研制与生产者协会的数据显示，将一种新药推向市场的平均代价是5亿美元和12到15年的研究开发时间。试想，如果药厂研制的新药得不到保护，没人愿意继续投入研制新药。

但是另一方面，虽然6年前出现的抗逆转录病毒（avr）疗法彻底改变了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却只有4％的病人可以负担得起这种药品。艾滋病药品的价格已成为贫穷患者接受治疗的最大障碍。

以印度、巴西等国为首的艾滋病专利药强行仿制就此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在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带来廉价药品的同时，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侵犯难以避免。

知识产权理应保护，但是谁又忍心看着鲜活的生命遭受疾病折磨，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让专利药品价格大众化，这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共同合作解决的问题。（马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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