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本来是欠了债的，理应谨慎，但近年来却一再做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问题上所作
出的对抗姿态，既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日国内大国意识膨胀有关，也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态势使日本心态复杂，不适应昔日落后的身旁大国迅速走向富强，视中国为妨碍其坐大的主要对手。
纵观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日这两个重要邻国只能友好相处，而决不能决裂对抗。“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无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后，我国领导人都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更积极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旧军人、战俘到政界上层人士，广泛开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显著。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间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终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优良传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得到继续发扬。尽管近年来中日争端尖锐化，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点现在没有改变，今后也不是任何人能轻易改变得了的。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对当前复杂的新形势，我们在坚持原则、同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同样需要花大力气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动日本国内中日友好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以有利于排除障碍，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荣首相回应的“信为万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受到损害。两国人员往来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万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未能正比例地增长。如何扭转这一状况，促使两国人员往来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长，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增信释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基本建设工程。
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能否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体对中日间问题报道的过分渲染和情绪化，只能给中日友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期待，双方新闻媒体能本着客观、公正、理智的原则，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着眼未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民间友好是推动中日友好的真正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国内政治状况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未亲身经历二战历史的新一代年轻政治家的上台，右倾保守思想抬头，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增多，这意味着对日工作的难度增大，但我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仍然存在着基本的有利条件。就日本国内情况来看，一是战后日本社会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战、反核和愿同中国友好的主流意识，总体上看并没有根本改变。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势力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呼应，时而兴风作浪，不容低估，但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日本人民并不赞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不断涌现出不少日中友好团体和人士。这是一支可贵的中日友好力量。应该更加重视和继续积极支持、培育这支友好力量的发展。四是日本执政党虽然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突出，但主导面还是愿同我保持对话与合作，搞好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等领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我们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力求我国的对日政策、我国人民对有关问题的反应，能逐步取得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争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刻，最近胡锦涛主席会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点重要主张，高瞻远瞩，指明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向。当前的关键是，日方切实将自己的承诺兑现成实际行动。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文/杨振亚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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