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企业是以一元钱会费的形式加盟“绿色中国企业论坛”的，而加入这个论坛的义务就是要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中国目前能源和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企业必须走绿色生产和发展的道路。而对于近一段时间社会关注的圆明园工程问题，潘岳表态说，将充分尊重圆明园环评报告，根据报告和各方面的意见作出决定。

关于绿色道路

大企业要承担绿色责任

新京报：“绿色发展道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并不轻松吧？

潘岳：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曾经一波三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八十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忽视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

新京报：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潘岳：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少了一半。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在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

新京报：那什么是绿色道路？

潘岳：绿色道路包括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国完全可以走这条道路。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今天的讲演中用了“呼唤企业绿色责任”这个词，这是不是表示国内的企业还缺乏这个责任意识？

潘岳：确实是，不但一些企业是，一些地方政府也同样缺乏这个责任。你们应该注意到，以往参加这个论坛的都是环保产业的企业，而这次我们把高耗能、高污染、骨干型的特大企业的代表请来了，就是想和他们探讨一些理念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让他们担负起企业的绿色责任。这对中小企业具有示范作用。

关于环保风暴

叫停项目放行并不快

新京报：在今天参加会议的企业中，我们发现了有三峡总公司，它在年初被环保总局点名批评过，现在来参加这个会议，是不是表示其在环保和发展的关系认识上有了转变？

潘岳：当然会有转变，包括我也一样。中国不可能再走高消耗、高污染的道路，企业基本的理念也是这样的，但它有一个惯性，它需要转个弯。有的企业我是一定要请来的，让他们听听另一种声音。

新京报：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说，环保风暴叫停的30个项目很快就复工了。

潘岳：当时叫停主要是因为这些工程没有经过环评就开工，违反了国家关于环评的法律。这些工程后来补办了环评手续，我们就必须依法放行。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大家，这些项目都是经过严格的环评后才放行的，并不是外界所说的“很快就全部通过”。其实，有一家企业至今仍没有通过，其余项目也大都是在今年5月、6月份通过的。

关于圆明园事件

圆明园事件有标志性意义

新京报：圆明园是最近社会热点问题，而距离交环评报告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在收到这个报告后，环保总局会怎样决定？

潘岳：我们会充分尊重环评机构通过详细论证递交的环评报告，环保总局将根据这个环评报告和各方面的意见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我们一定会用好，一定不让大家失望。

同时我还想说一点，很多人觉得中国环境最严峻问题是空气污染，这当然不错，但真正制约我们发展的却是水的问题。空气污染通过治理相对容易改变，而我国缺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水一旦污染又难以改变。如何节水、如何处理废水，包括圆明园这种防渗方式都应该是在讨论的范畴之内。

新京报：处理圆明园事件在中国的环保进程中有什么意义？

潘岳：标志性意义在于环境执法的公开、透明。无论是30个环评违法项目还是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国家环保总局的处理都是公开的，把执法的全过程全部向社会公开，包括如何得出这些结论。

新京报：但在关于圆明园的听证会后，一些专家又开了一次会，力主圆明园工程是合理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岳：第一，我们欢迎专家学者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就无法体现出公开的初衷。第二，在环保总局的听证会上，这些专家中的大部分人我们都请了，也请他们发表了意见。第三，专家现在仍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例如，清华大学正在做圆明园防渗工程的环评，清华就在圆明园附近，清华的专家意见也不尽一致，他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发表不同意见。环保总局接到环评报告之后，才能研究作出结论。（记者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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