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终审裁定认为，余斌因受贿9.5万元而犯受贿罪，同时考虑到部分受贿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捐献，维持对其作出的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驳回检方、被告人余斌因一审判决而分别作出的抗诉、上诉。

诉讼笔记

引发“受贿扶贫”争议的诉讼

也许，对于受贿的认定，双方分歧从开始就存在，并为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2004年10月22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余斌犯受贿罪。检方指控，自从2001年4月到2003年上半年，被告余斌在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钟希金、王建军、李建利、李建波等人贿赂，先后9次共计人民币22.5万元。

针对检察院的指控，余斌提出，他所收受的财物中近15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可不做受贿数额认定。另外，收受钟某现金应为8.5万元而非11.5万元；收受其他人的10万元人民币是接受朋友正常的资助且并未为其谋利，不构成受贿罪。

2004年12月23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认定被告人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以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

然而，对于一审判决，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提出了抗诉，几乎与此同时，被告人余斌也提出了上诉。

在检方的抗诉书中，检方认为，一审判决中认定余斌受贿金额有误，从而导致量刑不当，即使按照认定的受贿金额，且有自首情节，仅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在适用缓刑上也有错误。

同时，在上诉书中，被告人余斌承认自己私自收受他人财物，但认为只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没有违法犯罪，他所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了公务活动、扶贫帮困等，主观上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图，所以不构成犯罪，自已更不应该受到刑法处罚。

今年3月10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该案。双方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被告人余斌是否构成受贿及具体受贿金额。就在双方争论未有结果之际，今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余斌犯有受贿罪。

晨报专访

零口供对我很有利，但我没有那么做

余斌无疑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8月5日，面对晨报记者，余斌承认受贿，但如果条件合适，他还会向有关部门继续申诉。

见到余斌是在深夜，他来到了记者住的宾馆。个头不高，体形偏瘦，脸色有些憔悴，但余斌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干练，而且口才很好。

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今年45岁的余斌，是个地地道道的湖南岳阳汉子，1977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临湘市城南乡党委书记，临湘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教育局长。2002年底，从教育局调走后，余斌开始担任临湘市副市长，主管国土、城建、规划等工作。

据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余斌所有的受贿案件，几乎全部集中在其担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总共不过3年的时间。

晨报记者：现在状况如何？有很大压力吧？

余斌：我现在感觉很充实，自己想干的事情都干了，而压力都是自己加的，我胸怀坦荡没有压力。（笑了笑）

晨报记者：对于收受的钱，你如何看待？

余斌（脸色严肃了很多）：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承认收受了财物，而且家里、办公室都有，但对其使用有详细记录。

晨报记者：为何不交到组织？那样你不会担责。

余斌：如果交到组织，我将无权支配使用这些钱，而用钱的时间、地点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当时我想，自已没有占有，用于扶贫、公务活动等，我就没有犯罪。

晨报记者：受贿不是为了自已，那为何还收？

余斌：一是市里财政紧张，副市长每年能够自己支配的费用只有1万元，其中包括车辆的加油、维修等等，基本上还不够一辆车一年的油费；再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上，需要由财物协调解决。

晨报记者：收人钱财的时候，你没考虑过后果？

余斌：当然考虑过，我收取财物是有底线的，就是不能出现大的原则问题。我收受的财物，都来自建筑商，因为基建利润很大，这些人愿意把利润拿出来，我收下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应该没问题的。

晨报记者：你在纪委工作多年，应该知道受贿罪的严重性。

余斌（声音有些激动，不停的挥手）：是呀，正因为在纪委工作多年，而且以前也学过法律，我对于受贿罪的构成有自己的理解，我没有主观占有动机，缺乏此要素就无法构成受贿罪。对于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我受贿过程完成，就已构成受贿罪，但没有考虑资金的去向和用途，应该从整体上看待这件事。

晨报记者：有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余斌（不停摇头）：没有想到，以前自已也处理过类似事件，但都是组织处分。

晨报记者：你所做的这些，有其他人效仿吗？

余斌：应该很少，我也不提倡这样做，因为毕竟违反了组织程序规定。

晨报记者：听说你是主动坦白？

余斌（笑）：是的，我当时认为自己只是组织问题，所以组织找我谈话，我就详细作了交代。如果真是受贿，我知道零口供对我很有利，但我没有那么做。

晨报记者：以后有何打算？

余斌：等平静一段时间，我还会向组织申诉的。

解析受贿款中的“扶贫”细节

细节一：一个基建工程的贿款用途

记者发现，在最初的公诉中，检方指控余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在该市教育局新办公楼招标工程中，作为教育局长的他就收受建筑商钟希金11.5万元的贿赂，为钟希金顺利赢得该工程；为了得到300多万元的电脑业务合同，长沙某电脑公司业务代表委托李建波，在送给余斌1万元贿赂后，成功得到该业务。

另外，检方还在后来的抗诉书中称，在上述工程中，余斌将中央空调和电梯两项工程交给好友王建军来做，虽然王建军不是具体业务承接者，但王建军居间介绍从中获益，后送3万元答谢余斌；李建利为办理土地使用证，送给余斌5万元，请其出面办理相关手续。

后来，在该案终审裁定中，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自2001年4月到2003年春节前，余斌收受钟希金、李建波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9.5万元，其中钟希金贿赂8.5万元，而收受王建军、李建利等10万元为非法所得。

但在临湘市教育局采访时，记者却了解到余斌“受贿”的另一个版本。据该局办公室副主任余志刚透露，横铺乡中学校长郑解军忽然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在家属还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身为教育局长的余斌，帮其一个子女解决了工作问题，当其家属拿3000元表示感谢时，余斌当即拒绝。

对于收受9.5万元的贿赂，余斌自己也表示认同，承认自己没有按程序上交，而是由自已来进行支配，用于扶贫帮困、公务活动等。

他表示，自己做过城建工作，深知基建工程利润惊人，建筑商拿钱出来，他感觉反正不是自己占有，就理所当然地收下了。

根据余斌的解释，他之所以私受财物后又将其用于公务，是因为作为一个副市长，每年的公务经费根本不够解决大量实际问题，而如果将收受的钱财上缴单位，自己又失去了支配权，故采取了这种“受贿扶贫”的方式。

2004年7月11日至15日，余斌被岳阳市纪委“双规”，7月30日被批准逮捕。2004年12月8日，他被取保候审。

细节二：11笔开支的去向证据

在余斌的辩护律师周来保处，晨报记者得到了另一份材料，详细记录了余斌11笔开支的去向和证据，合计总额达到15.53万元。记者发现，除了公务活动开支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开支用于了扶贫帮困。

材料称，2002年和2004年，余斌分别给文白乡政府1万元的扶贫款和2万元的城镇建设费；2004年，他给横铺乡横铺村扶贫款1万元；2002年和2003年，他分别给源潭镇防汛救灾款5000元、贺畈乡西冲村维修水渠资金5000元等等。

晨报记者调查发现，2002年12月26日，时近年关，临湘市特困乡文白乡党政机关没钱发工资过年，余斌以市教育局扶贫的名义，当时拿了1万元钱，并由文白乡财政所开了收据；2003年春节，三名下岗职工找到政府，余斌自己拿了600元钱给了秘书科，安排给下岗职工每人200元钱，买点肉买点鱼过春节用。

临湘市贺畈乡西冲村党支部书记沈造圣称，2003年6月23日，该村一条水渠因为无钱维修，导致淤塞影响泄洪和灌溉，村民为此发生冲突。无奈之下，他去市政府请求拨款，余斌以市政府的名义，从自己的包里拿出5000元钱，村委会也出具了收据。

细节三：没有记录的扶贫款

当然，还有一些此类开支根本没有记录。在城南乡政府办公室，一名曾姓负责人说，他的妻子是中学教师，后来因公受伤住院治疗。余斌当时担任教育局长，听说后立即拿出3000元钱，给他们好好看病，但此事没有记录。

关于余斌部分受贿用于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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