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全球气候谈判重新摆上桌面，而中国将再一次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这场全球博弈当中，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将成为中国难以绕过的命题。

发达国家施压

“由于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受限于《京都议定书》，‘后京都时代’是他们主导世界气候话语权的最佳机会，换言之，发达国家希望借apec预热，以期尽快展开一场新的谈判，将发展中国家都纳入全球减排框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判断。在此议题上，apec正在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圆桌。

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到期，新的减排计划尚未敲定，这恰是一直在减排问题上持不合作态度的发达国家态度突然逆转的原因所在。显然，发达国家试图在正在逼近的“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动。

东道主澳大利亚表现得尤其高调。9月2日当天，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宣布澳政府将向“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再次捐资5000万澳元；美国总统布什在赴澳前就透露，美国积极寻求与其他20国领导人达成减排方面的协议。

作为主要能源消耗国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巨大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而现实也确实严峻。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创造价值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能源结构调整

“我国目前能源消费结构中70％还是煤炭，这样的能源结构会给我国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在不久前闭幕的2007年全球太阳能大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发改委制定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未来5年煤炭仍将是中国消费的主要能源。

这一问题深深困扰着发改委，作为中国主管“减排”工作的机构，主任马凯在悉尼出现，无疑暗示着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国将有所动作。

“虽然中国不承诺量化的减排目标，但在减排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谈判的氛围中应该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应该有所承诺。”马凯在赴澳前亮明了态度。

此后两天，也就是9月4日，国家发改委颁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继《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之后，对指导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又一纲领性文件。

“要逐步提高优质清洁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整体能源消费量的比例要从目前的8％提高到2020年的15％。”《规划》中明确指出。

“这一《规划》的推出似乎在向发达国家明示，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是负责任的。”吕学都对记者说。

暗夺话语权

“可见，对于中国而言，与其将‘后京都时代’视为压力，倒不如视其为机遇更为合适。这个机遇就在于通过发展新能源，促使中国摆脱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路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庞军博士专门研究气候问题。

在节能减排的号召下，中国开始为夺得下一轮气候谈判的话语权暗下工夫。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科林·赫塞尔廷表示，中国已表示将在apec本次会议上提出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网络的倡议，这一系列建议都可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共识，最终成为全球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

来自外交部的消息称，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外交部于近日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参与有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原驻坦桑尼亚大使于庆泰担任组长。

庞军兴奋地对记者说：“这为未来的气候谈判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已经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了。”

以上是网络信息转载，信息真实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