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能源成本的不断上涨，一贯直言不讳的lovins在敦促企业高管们寻找节能机会时，听众开始越来越感兴趣了。

在麦肯锡咨询的matt hirschland、jeremy oppenheim和allen webb对lovins进行的一次专访中，lovins指出，市场力量（而不是监管）将对推动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起到关键作用，那些迅速行动起来提高其运营效率的企业将赢得重要的竞争优势。

lovins说，大多数的首席级高管都想当然地认为，聪明的工程师已经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一切来削减成本，因此会延迟或者干脆不批准节能项目的投资。其实，即使不对贴现率进行风险调节，节能在任何地方都属于回报最高的投资之一，但它却往往不受重视，因为能源只占运营成本的1％至2％，节能还达不到大多数战略家关注的优先级别。他们忘了，节省的开支直接体现在利润上。lovins曾与一家财富50强企业的ceo交谈，该企业有一位工程师在一间工厂里采用了一种节能技术，每平方英尺厂房每年可削减3.50美元的能源成本，这位ceo却对总计每年省下350万美元的金额不怎么在意。lovins告诉他，假如在该企业全球9200万平方英尺的厂房中都取得同样的节能效果，企业的净收益将提高50％以上。ceo这才重视起来。

他建议，ceo们态度要积极一些，应该将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看作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落基山研究所的团队最近对29个行业部门中价值300亿美元的设施进行了改造，可以实现约30％～60％的能源节约，且能在两三年内收回改造成本。对新设施重新设计更可实现40％～90％的节能，而且成本更低。

此外，人们很少注意到的附带好处可能比直接节能更有价值。例如，一般办公室支付的人员费用是能源费用的大约160倍，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0.6％对利润的影响就等于完全抵消能源费用支出。但是，人们在悦目、安静、空气清新的舒适环境下办公，通常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会提高6％～16％而不是0.6％。在充分利用日光照明的商店中，零售额可以提高40％；在充分利用日光照明的学校中，学习效率可以提高20％以上；在环保而高效的医院中，临床治疗效果更佳。

lovins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座为利用日光照明而设计的著名航站楼，使生产率提高了15％，停工率降低了15％。这座绿色大楼生产率的提高和管理费用的降低，使该企业在一次困难的合同投标中获得了竞争优势，这份合同创造的利润足以支付整座大楼的费用。《华尔街日报》去采访时，他们只字不吐，因为，那位ceo不想透露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节能积极性，也是lovins提倡的。陶氏化学路易斯安那州公司曾在车间举行节能创意竞赛，结果员工们提出的创意产生了173％的投资回报。他们12年实施了近900个项目，公司每年增加了1.1亿美元的利润。不仅如此，公司还形成了一种有测量意识、好奇和不断进取的节能文化。

创造一种好奇和有测量意识的文化极其重要。举例来说，lovins曾在一座建筑物中发现有50千瓦来源不明的电力负荷。经查明，原来是停车场下面有一个电融雪器一年到头都在全天候运转，不停地吞噬着电力。没有人知道它连酷热的夏季都在运转。类似的浪费到处都有，很多地方的人们却视若无睹。

lovins说，如果他是企业高管，会设立一个出借测量工具的库房，每周发奖一次，奖励那些用令人信服的测量数字指出企业流程利弊的人。“然后，我会给那些进行了最聪明的冒险，既没有发挥作用但也没有损害安全的人颁发‘月度傻瓜奖’”。

官僚体系也是造成能源浪费的“凶手”。例如，电机通常尺寸过大，这使它们成本更高、效率更低。为什么电机尺寸会过大呢？因为人们很少去准确计算尺寸或根据测量确定尺寸。没有人会因为电机制造得过大而被开除，只会因为制造得过小而被开除。因此，每个环节的人都加上一个安全余量，经过几个逐级审批的机构以后，电机尺寸就被定高了。

lovins认为，传统的环境监管法规已经逐渐过时。那么如何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他以汽车业为例，说明了“收费返款”政策的妙用。

大多数消费者购买一辆新车，只会注意最初一两年的省油效果，但是如果一辆汽车要用14年，社会对你购买高能效的汽车就会很有兴趣。“收费返款”政策可以调节个人与社会在折现率方面的分歧，让购买低能效汽车的人交纳相应的费用，这些收入则用于返还给购买高能效汽车的人。这样一来，消费者当然愿意购买高能效的车，汽车制造商也会自觉地制造高能效的车。虽然会增加一些研发和制造成本，但消费者为了得到返款而不是缴费，宁愿车价高一点，企业的利润率得以提高。

2008年，“收费返款”政策在法国成功地引入汽车销售，正准备推广到其他20种产品的销售中。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航空领域。为了鼓励航空企业购买高能效的新飞机，一个好方法就是用联邦贷款担保给予资助，条件是，每购买一架新飞机，企业都要淘汰一架低能效旧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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