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引燃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火，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危机，使得1929-1932年间世界贸易锐减60％，很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失业。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21个国家达成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降低关税30％～50％，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把这些协定扩展至其他国家。这不仅对缓解当时的经济危机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为“二战”后建立新的多边贸易体制积累了很多经验。

面对金融或经济危机，各国都往往会有一种冲动或本能，即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使自身置于危机之外。然而，一旦各国的贸易保护得以实施，任何一方都没有解除保护的动机，于是就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当下正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否也会导致类似的贸易保护主义呢？

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观察，这场从金融层面引发的危机早已渗透到实体经济层面，并通过对外贸易而彼此相互影响。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观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倾向和特征，至少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历程，其结构和功能不断丰富和完善。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竞争原则以及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构成了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从形式上看，在所有具有全球职能的国际组织中，wto是最具有民主性的，其“一个成员一票”的管理制度远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具民主性。这将从多边体制和机制上制约有关成员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第二，随着国际贸易的持续增长、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的日趋明朗，国际贸易的多边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今及未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地左右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及其走势。

第三，在全球经济与世界市场通过世界贸易变得日益一体化的同时，全球中观层面的产业链以及微观层面即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则变得越来越分散化。面对经济金融危机，跨国公司将会重新考虑其在全球的经营活动安排和资源配置，比如削减甚至退出在特定东道国里的经营活动，从而造成东道国的失业增加。这虽然是由跨国公司的企业行为造成的，但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贸易保护主义。

尽管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化的发展有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各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比如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法案中有“优先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国际贸易环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恶化。

对此，中国应该采取的基本战略及相关对策是：

第一，通过“财政刺激经济”的办法扩大内需，增加民间消费，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改变由政府增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以及过度依赖出口的做法。第二，扩大重要产品的进口来减少货物贸易顺差，纠正对外贸易的总体失衡，减少贸易摩擦。第三，主动参与国际多边协调机制和谈判，发出应有的声音和承担必要的责任。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要继续通过市场化改革、产权改革和管理变革，让更多真正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微观主体涌现出来，摆脱参与国际分工的落后局面。使中国经济逐渐由主要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转变为主要以产业规模经济优势和企业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同时发挥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和价格比较优势、作为大国的国内规模经济优势以及“入世”带来的国际规模经济优势。

对于成本和价格比较优势的发挥，应基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国民福利的真正改善；对于国内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应基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区域间合理分工布局；对于国际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应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体系，推行互利双赢、产品差异化竞争的多元化市场战略与广泛结盟的贸易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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