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后，旨在从源头攻克“白色污染”的限塑重回舆论视野。

面对巨大的塑料污染压力，早在2008年6月我国就开始施行“限塑令”，对全国范围内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说“不”。然而，“2008 年下发执行的‘限塑令’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绿色环保概念，后续落地及执行效果并不好。”据《科技日报》2019年的报道称，旧“限塑令”实施11年，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量却有增无减。虽然不少商超在塑料袋使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依旧被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各种塑料制品所包围。

进入2020年，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按照这部被业界视作“新版限塑令”相关要求，今年底在告别更多场合下的塑料生产、销售、使用的同时，推广使用可循环可降解的塑料替代产品亦被重点提及。其中13类塑料制品将分别在三个时间点面临“生死线”，也正因此多家媒体评论其为“11年前限塑令的全面升级”。

随后相继亮相的《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征求意见稿)》、新固废法也分别明确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吸管等塑料制品。不止顶层设计，北京、山东、海南、河南、山西等多地也纷纷出台了升级版“限塑令”，制定了详细的限定范围和限定时间。与不同于以往政策仅对个别环节和个别领域作出规范，前述政策基本涵盖了塑料制品的全流程管理。

现阶段我国生物可降解塑料产品在生产、流通、使用和回收处置等环节，还有不少难点亟需突破。据了解，当前废弃塑料的处理方式包括物理回收、化学回收、焚烧、填埋、遗弃。由于制作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原材料的成本较高，短期内单个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比起单个普通塑料袋的价格会贵2倍左右。20×32cm的普通塑料袋，一斤300个左右只要5块钱，但同样规格的光降解塑料袋，一捆50只就要七八块钱。

“在减量、替代、循环的基础上，关键是要让塑料制品进入规范的收集处理系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直言。由于回收困难、再生成本高、再生利润低，约99%的快递包装废塑料混入生活垃圾。此外，目前大部分物理回收的塑料都只能降级利用，利用率不高。塑料袋价廉又方便，其替代品少之又少，难以从源头上制止该类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和应用可降解替代品，被视为遏制“白色污染”的三驾马车。在不可降解塑料被限制后，可降解塑料替代空间巨大。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数据统计，全国每年使用的回收利用废塑料3000万吨左右，占塑料消费量的30%以上。预计2020年至2025年期间，以白卡纸、箱板纸、瓦楞纸为代表的纸包装产品需求将呈大幅增长。

随着“禁塑”范围进一步扩大、监管力度愈发精细化，市场格局正逐步打开。在过去的12年里，可回收塑料相关企业注册总量(全部企业状态)由原来的4万家增长至17万家，翻了4倍。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超过300万家经营范围含“塑料”。截至7月1日，以工商登记为准，我国新增可回收塑料相关企业1.2万家。

这其中，生物可降解替代材料被寄予厚望。有关数据表明，2019年国内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约为52万吨，同比增长15.6%，到2021年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有望实现翻番。一旦实现大规模替代，将为生物可降解塑料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目前技术还不成熟，还需要探讨它的经济性问题，成本投资比较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轮‘限塑令’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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