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该标准并不包括私人对澳房地产的投资。而对澳房地产的投资占所有外国投资申请的92％。如果投资方是外国国有企业，那么无论其持股比例，都必须通过firb的批准。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对澳投资仍必须经历“审批门”。

“虽然我个人非常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可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但并不能把这个改变视作澳大利亚政府对外来投资持更自由态度的信号。” 澳大利亚inquit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彼得·盖勒(peter gallagher)告诉记者，“据我的了解，这个政策改变仅仅是为了减少firb的工作量，因此把过于小额的投资排除在审批范围内。”盖勒为前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高级官员，并曾担任澳大利亚wto首席谈判代表。

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采访对象坦陈：澳大利亚媒体对“力拓间谍门”报道所引发的当地社会舆论，已经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后“间谍门”时期，中国企业如何见招拆招？

投资澳大利亚矿产仍是最佳选择

早在中铝力拓交易案等待澳大利亚政府批准期间，位于悉尼的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克齐纳(stephen kirchner)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如果中铝对力拓的收购案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于政治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可能否决该交易案。

但和“力拓间谍门”事件一起疯狂升温的是进口铁矿石现货价。

暴涨的铁矿石价格已经突破100美元的高位，高出日澳首发价将近30美元。但即便如此，7月我国主要港口接卸进口铁矿石5650万吨，同比增长35％，创今年最大增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钢铁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动机就显得更为紧迫。

“其实价格不是最主要的理由，稳定的铁矿石供给才是关键。通过资源参股运作，中国企业不但获得了稳定的供应，而且可以了解到矿石价格的制定机制。”澳大利亚最大的律所铭德(minter ellison)能源和资源团队负责人丹尼斯·格特勒(denis gately)告诉记者，“而综合考虑运输成本和矿产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澳大利亚仍然是中国投资者最好的选择。”

中国企业如何闯关？

在采访过程中，彼得·盖勒和斯蒂芬·克齐纳均表示，当下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批过程中过多的政治干预，不仅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也对中澳关系产生负面的音响。

但在短期内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政策并不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中国企业如何闯关？

“从过去的审批记录我们看到，不少对于新兴矿区进行全盘收购的申请遭到了firb的拒绝。但最大不超过50％股份的收购项目都得到了批准。” 丹尼斯·格特勒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总结说，控股权的收购比非控制权的收购更敏感；大型收购比小型收购更敏感；和澳大利亚矿产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更容易获得批准；而如果中国企业为澳公司提供了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本，则有利于中国企业闯关。

但根据澳大利亚政府2008年2月17日颁布的审批外国投资的6条指导原则，firb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投资者的运营是否独立于相关外国政府之外。

“国企背后的政府是否会试图控制澳大利亚资源，这是澳大利亚国内始终存在的顾虑。”斯蒂芬·克齐纳表示。而在胡士泰事件中，澳大利亚反对党的“政府操控国企”的论调已经愈演愈烈。

对此，丹尼尔·格特勒提出突围之道：“如果是在香港或者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企业，只要能证明在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的独立性，便十分有利于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

尽早和firb对投资申请项目进行讨论是丹尼尔·格特勒给中国企业的另一个建议，“这样即便澳大利亚对交易案的某些内容存在疑虑，企业也有时间在审查期内向firb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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