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部湾经济区以16.3％的经济增幅傲视群雄，海西经济区主体所在的福建省达8.5％，成渝经济区所在的四川、重庆分别增长13.5％、12.6％，江苏增长11.2％，长株潭增长13.6％左右，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速不仅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也高于昔日龙头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增长极（上半年长三角gdp增长只有9.2％，珠三角的增速更低）。毫无疑问，新兴经济区将为中国经济今年“保八”立下汗马功劳。

在笔者看来，新兴经济区之所以为中国经济应对本轮金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当然与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继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10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国务院在上半年就先后批准了海西区、横琴岛、江苏沿海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等诸多区域经济规划，动作之大可谓史无前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

其次，这些新兴区域的后发优势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砝码。经济学理论认为，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引进和利用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资本、人力等，减小其发展的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本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即落后地区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促成了新兴经济区域这种“后发优势”的产生，也让这些地区可以通过资本、技术、人才资源以及制度等来赢得相对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种“东高西低”的地域性态势，各种要素和产业活动高度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结果既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两个大局”地区发展战略强调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强制性导向有关，也与区域之间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和资源禀赋要素等自发引致的市场驱动力量分不开。

尽管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但是也显著地加大了中国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一些落后地区甚至出现被“边缘化”的危险。而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又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事实上，就连东南沿海地区自身近年来也日益承受着土地、能源和成本上升等带来的“成长的烦恼”，部分省市不得不开始实施所谓“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转型。

在笔者看来，新兴经济区的崛起不仅酝酿着大量的投资机会，也将打造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亮点。这不仅有利于平衡国内生产力的布局、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会大大拓展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减轻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速，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肯定会有所降低。不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内新兴经济区域的兴起，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出现更加“多元”的局面，这些新兴区域也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强劲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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