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据高盛公司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0.6％，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下降1.2％，而金砖四国将增长4.7％。目前，四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为15％，其经济增速比美国快50％以上，比七国集团快三分之一。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达两位数增幅。然而，增长速度真的那么重要吗？笔者以为，目前宏观经济正处于反弹与复苏、刺激与内生的交替时期，经济正由“救急”走向“整固”的阶段，我们不应被数字所累，更不应靠透支经济增长独揽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

如果说，今年是中国经济增量推进的一年，那么明年则是存量改革的重要一年，未来中国经济的关键，重在破解长期要素投入失衡与投资驱动型增长、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这三大结构性难题。

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不妨考察一下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则呈下降态势。

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

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有下降趋势。造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年至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13％；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我们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失衡格局。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2003年至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解决就业问题当作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问题来加以考虑，而不能仅仅当作经济发展的一个从属问题。今后中国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这在具体安排上，意味着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予以考虑。

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筑底的过程很痛苦，然而从衰退中缓慢复苏更加痛苦。眼下，我们需要正确区分长痛与短痛，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转型机会，向均衡方向收敛，那么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将是经济走向健康、成熟的有益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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