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寄希望在通货紧缩下加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理顺要素价格，形成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现在看来这方面尽管有所进展，但总体上还没有破题。例如，在环境领域，绿色复苏和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环境税等提出了更为紧迫的需求，但开征环境税仍然处于研究阶段。

过去几年，我国在钢铁、民航等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方面几无进展。以“三航”为例，东星航空破产，鹰联几易其主变成国有航空，奥凯航空也曾暂停运营一个多月，以至于有人预言，未来三年之内我国的民营航空将所剩无几。民营航空公司的实力弱，在危机中遭遇更大的困难，是情理之中，但破产、变性、停运，主要的根源还在于民营航空公司面临的体制环境。在资金、高素质人才队伍、机场设施使用等方面，他们难以享受国有航空公司同等的待遇。

近几年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些改革和政策调整，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正在推进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为本次反危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也有一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亟待推进。例如《社会保险法》原定于上个月三审，却推迟到明年。如果公共服务体制方面的改革推迟，对社会消费心理和消费预期是有影响的。

另外，反危机的效果如何最终取决于能否真正启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而促进消费重要的是藏富于民，改变收入分配失衡以及国民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而最近税制方面的一些调整，包括“年底双薪将合并计税”、交通通讯补贴计税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的个税负担，客观上不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反而危机下一步个税改革思路，应着眼于减轻居民税负。

我国经济复苏，最终取决于民间投资的复苏和居民消费的复苏，因此应该不断推进改革，加快这两方面复苏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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