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稍找出此类预言的逻辑混乱之处，就不难明白，这些杞人忧天的预言，根本就不足采信。

首先，如果没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有为，不要说美国，就是中国也不可能出现好于全世界经济复苏水平的gdp增长趋势。尽管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些深层次潜在危机也许还尚未充分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没有积极的救市措施，岌岌可危的美国金融和经济局势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4万亿投资，没有差不多8万亿的信贷扩张，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把原本就已存在的结构性产业过剩说成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并以此而否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太不实事求是。把经济复苏的初步实现说得比走不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可怕，那就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之论了。

其次，理论上的通胀预期和现实的通胀是两回事。尽管不能不看到，大量的货币发行必然会带来通胀的压力，即使目前在消费品方面还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并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压力，更不意味着我国没有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至少在眼下，通缩而不是通胀，才是真正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中国特殊国情。在我国的国民消费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从科学发展角度来说，要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就必须使得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千方百计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在这方面，政策应成为积极引导消费，走出现实通缩的向导，而不能一味地充当影子通胀的尾巴。

此外，对于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也需要有个辩证的态度。美国的那位格林斯潘，虽曾被称为“反通胀斗士”，但对于泡沫却一直有着他的独特看法。他不仅认为人类还没有找到对付泡沫的灵丹妙药，而且还主张不应主动刺破泡沫，而只需要为限制泡沫破灭对宏观经济的损害做好充分准备，格老因此而又被视为“泡沫先生”。 笔者在此决无任何为格老“泡沫论”辩护的意思，不过，他所指出的主动刺破泡沫对宏观经济的损害，在日本倒是有过验证的。可惜，现在世人谈论日本教训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日本经济泡沫的根源。野村证券经济学家木下智夫则认为，一些转型政策，比如急速调整日元汇率、深化债券市场以及利率自由化等，才是泡沫破裂背后的基本原因。日本盛极而衰的种子，其实在1985年广场协议决定日元升值的那一刻就埋下了。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伴随着日元的大幅波动，日本楼市先暴涨，后暴跌，最终令日本经济滑入“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由此可见，刺破泡沫也许是件很容易的事，而限制和弥补泡沫破灭对宏观经济的损害，却很不容易。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现下的中国不仅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定正在重蹈日本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泡沫极度膨胀的覆辙，而且他们所设计的所谓“退出战略”的切入点，无巧不巧地正好也是人民币汇率。央行最近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表述出现了微妙变化，“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提法，被广泛理解为人民币将主动升值的暗示。如果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稳定作为用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的退出，那么，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其他的非常措施，岂不一样更需要有周全的退出策略？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很不平衡，我国经济回稳的趋势虽然正在逐渐明朗，但不仅外部需求不断萎缩的局面尚未有根本性改观，而且深层次问题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操之过急的退出战略，不但很不合时宜，而且也很容易引发新矛盾、新问题。中国经济好比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就是需要转向也得转个大弯，而不能“急转弯”，急退就更不要说了。

稍早时候的apec财长会议提出，在目前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的情况下，要避免过早地退出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温家宝总理最近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过程，必然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理性的调整和缓慢的转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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