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国内的经济大势看，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虽然出现了种种回暖的迹象，但是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经济发展的种种隐患并没有完全消除，一些最重要的经济指标，特别是就业率，无论美国、西欧还是日本，依然不令人满意；中国的就业率没有覆盖面更广、更权威的数字，但从各地的情况和大学生、农民工的就业现状看，很难说已经有了根本性好转。刚刚发布的中美峰会声明显示，两国都坚持对“救市”政策不能“收手”——“双方注意到彼此强有力和及时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全球产出下降和稳定金融市场。双方同意延续现有举措以确保强健、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双方重申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由此推断，未来中国以保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要延续，同时又要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对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
不可否认，“是药三分毒”，中国救市的重拳出击，必然会有一些副作用和消极结果。比如，政府投入大部分向“铁公基”集中，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限，对竞争性领域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信贷增长过猛，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形成通胀预期；地方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业“保增长”，导致泡沫严重，等等。今后政策应致力于消除或缓解这些副作用和消极结果，以求获得一个更可持续、更有助于民生改善、更有助于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增长。概括起来，就是，在保证一定“量”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发展“质”的提升。
展望未来，调结构、促转型将被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看，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增长方式转型愈加迫切。这次金融危机后，有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由于大力保增长而进一步深化。比较突出的是产能过剩问题，以及能耗高、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畸形发展问题。新的政策导向，显然会更注重在产业选择上的优胜劣汰。同时，政策将大力鼓励积极开发新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适当保外需、大力促内需应该是政策的着力点。由于国际市场前景尚不十分明朗，外需近期很难有重大突破；一方面，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为企业保住和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上。要鼓励企业开发更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要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国内市场环境。
而真正扩大内需，还是要在增加居民收入上下功夫。我们期望，资金不能仅仅青睐“铁公基”，更要支持创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更多的产业领域要打破垄断，降低准入门槛；更多的投入要直接面向民生，特别是投向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让人们花钱再无后顾之忧。而重中之重是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之本，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之本。扩大就业应该成为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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