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祁京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保增长、调结构的客观要求。

祁京梅说，与我国工业增速长期保持的18％到19％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今年工业增速基本维持在12％左右的水平，同时物价水平也仍保持在负增长的区间，产能过剩等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虽然年内我国经济回升速度很快，但必须看到经济回升的基础仍然不牢固，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同时，从外部环境看，在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趋势的情况下，部分国家制定实施了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从目前的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经济增长出现了反复，这给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借鉴。

祁京梅认为，今年我国的经济虽然能够实现8％的增长目标，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9.8％的平均增速相比仍有差距，说明经济增长仍有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从全局出发作出的正确决策。

“这显示了管理层对国内经济回升基础的巩固尚持谨慎态度。”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说，一年来，在国际金融严重动荡、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及时调整方向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应对危机。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回升向好趋势不断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明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我国也面临不少困难和矛盾，进一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巩固经济回升基础的现实也要求政策必须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

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对记者表示，目前国际经济趋势仍不确定，比如欧盟最近声称其银行体系风险还没有完全暴露，美国全额有毒资产未及时处理，还有最近发生的迪拜债务危机等。在这种情况下，明年我国有必要防止信贷“急刹车”，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握好信贷规模的量及调控的时机，延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非常必要。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措辞基调未变，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重点或将发生微妙变化。“针对性和灵活性”将成未来政策调控的关键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表示，明年的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今年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世界各国对经济复苏程度究竟如何仍存分歧，明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调控政策的灵活性极其重要。同时，在今年巨额投资的拉动下，三大需求结构的平衡状况已经发生变化，如何保持需求结构的稳定，如何协调三大产业间的发展速度，如何优化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比重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与指导。

祁京梅也表示，在大的基调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调控政策在操作上、结构上进行调整十分必要。比如财政政策，明年的财政投入很难再有今年这么大的规模，在方向和侧重上肯定也会有新的变化。“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提出，为国家的调控留出了相当大的操作空间。

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表示，强调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就是要根据经济情况而不断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对象，目的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既防止经济过热又防止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鲁政委认为，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更加注重”来看，虽然总体政策基调未变，但显然政策着力点已发生改变，重点将从总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的提高与结构改善，即“不调方向调结构”。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也认为，中央政策的新意所在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表明未来信贷政策将因势利导针对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慎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是通过要求银行严守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对信贷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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