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点已是理论界的共识。消费需求的增长依赖于现实收入的增长以及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而gdp的增长并不必然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增长进而显现为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原因在于经济增加值要在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政府也要作为经济管理者分一杯羹。由此，初次分配中各类生产要素的分配权重特别是劳动者收入的权重对于消费需求如何表现十分重要。
初次分配是在参与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及政府之间对生产活动净成果的分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劳动力所有者因提供劳动而获得劳动报酬；土地所有者因出租土地而获得地租；资本的所有者因资本的形态不同而获得不同形式的收入；借贷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收入；股权所有者获得红利或未分配利润；政府因直接或间接介入生产过程而获得生产税或支付补贴。
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表1992-2004年的数据（见图），1992年，我国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66％，从新世纪开始一路下滑，直至2004年的57.7％，下降了8.3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16.6％曾经升至2003年的19.4％，2004年又降至16.3％，其中多数年份徘徊在17％左右。而企业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从1992年占比17.4％一路升至2004年的26％，上升了8.6个百分点，几乎等于劳动者收入下降的比重。
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情况与初次分配中的情况类似，企业收入或资本占比从1992年的11.7％一路上升，直至2004年的23.3％，上升了11.6个百分点；劳动收入占比则从1992年的68.3％一路降至2004年的57.8％，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占比在1992年为19.9％，中间窄幅升降，2004年占比为18.9％。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劳动者收入与企业收入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劳动者收入的下降是因为企业收入上升的原因。或者说，劳动者收入下降源于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占比重的不断增长。
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一般在65％-80％之间波动，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据统计，美国在1870～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由50％升至70％以上；资本要素收入所占比重降至20％以下。近二十年来，尽管劳动收入占比似乎有下降趋势，但如果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劳动收入中加入社会保障（保险）因素的话，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仍在70％左右。
英国在1860～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由45％升至70％左右；资本要素所占比重由36％降至20％左右。近三十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一直比较稳定，在70％到75％之间波动。也就是说，在后工业时代的英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资本要素收入也始终占小头。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资本要素所有者更为仁慈，而是人力资本提升推动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由此，劳动者收入得以不断增加。
为什么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占比重一直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一样，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是由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所带动），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自然增加；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稀缺。这种稀缺导致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尽管以人均产出来计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得益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但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剥夺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
其实，中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而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上述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而我国劳动力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仍占劳动力较大比重的现实，决定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必然处于强势地位。
经济学中有两个关于经济史的共识：一个是“卡尔多事实”，即卡尔多提出的长期经济增长特征：增长率稳定、资本产出比率稳定、资本收入占gdp比重稳定、实际利率稳定；一个是“库兹涅茨事实”，即库兹涅茨提出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农业产值和就业占总产值和总就业的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新古典增长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卡尔多事实”，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也很好地符合“库兹涅茨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存在的资本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上升，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内在不稳定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波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给予经济潜在增长的波及，都内含着经济增长过程的动态不均衡性。
之所以说“卡尔多事实”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得到了证实，特别是资本收入占gdp比重稳定，间接地，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也趋于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较为稳定的值域内波动），原因在于，进入工业化之后，资本收入的增加必须相伴着劳动生产力素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没有人力资本的提升，资本收入的增加必然很快达至其天花板；只有在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下，其天花板才能随之上升，资本收入增加的空间才能扩大。如果在人力资本提升的状况之下，通过强制性的甚至是暴力手段来阻遏劳动收入的相应提升，其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必然降低资本的收入预期，这是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资本所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近几年，我国关于国民收入过多地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议论颇受舆论的关注，似乎隐含着提升消费需求需要杀富济贫，需要将初次分配或可支配总收入的分配向劳动倾斜。但根据统计显示，政府在初次国民收入分配和可支配总收入中的份额基本平稳，如果有倾斜，也只是向企业倾斜。在劳动者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强势资本和弱势劳动的关系一直存在，这也是中国的初级阶段国情所决定的。
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都决定了我们提高劳动者收入决不能通过单方面强制性降低资本收入来实现（或通过提高税收，再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或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只能是缘木求鱼。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决定了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逐步实现劳动者收入的绝对增加，尽管相对比重可能还有所下降。中国企业的发展仍处于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阶段，生产要素之间自由的替代是企业发展的必要前提，决不能人为地加以限制，若如此，其结果只能是一损俱损。资本收入占比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此消彼长的态势，并没有否定劳动收入绝对量的提升，也绝不能否定劳动和资本是，是一条船上的渡客，一荣俱荣是共同的渴望。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促进消费的提升，通过上面的分析，其实已有一个很见效的办法，那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就业率，增加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同时也能相对地提升劳动者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而第二产业多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其对就业的贡献率远没有第三产业高。截至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不足40％，远低于历史上处于同一发展时期的发达国家50％左右的水平。
回到文章的题目，根据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这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应着力于将蛋糕做大，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破除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医疗、教育、住房等）。惟其如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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