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开启之后的近三年里，人民币兑美元开始了单边升值的路程，并持续到此次危机爆发后重新盯住美元。而在汇改开始之前的2004年，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仅来源于外部，看起来也符合自身利益要求。但另一点容易被人忽略：2004年春季，中国东部“珠三角”、“长三角”等出口企业密集的地区，首次出现了1980年代“民工潮”以来的“民工荒”。舆论当时普遍认为，中国劳动力总量有余，但供给结构与需求不匹配。这也许使决策者认识到，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来解决就业的方法已经受到了约束。因此我们看到2005年之后，不仅人民币汇改开始，出口退税等一系列出口导向政策也开始调整。
可见，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始终不是单一的为了解决什么输入通胀问题、热钱涌入问题，制约人民币汇率改革何时启动的诸多因素中，就业和产出的稳定无疑是重中之重。
但危机之后的2010年春季“民工荒”与以往不同。2009年政府为弥补外需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这些投资在2010年将持续。此外，惠农政策、解决农民工当地就业以及提高最低工资等政策，在达到稳定返乡的农民工生活和就业的预期效果的同时，客观上减少了贸易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并提高了非贸易部门工资。
与此同时，出口恢复超预期，但出口产品缺乏定价权，这限制了贸易部门工资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工资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得更多民工选择在财政投资集中的中西部或家乡就业。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10年春季的“民工荒”与以往不同，与贸易部门竞争劳动力的力量并非完全来自市场本身，更多可能是政策的短期刺激。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目前放弃出口是不明智的。此外，有必要指出的是，上一轮的通胀经验表明，中国国内的通胀更多是与国内总需求有关，外部价格传导并不是主要因素。可见，靠人民币一次性升值解决“输入通胀”的观点与情理不符。
理性的博弈者也应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真的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时机不当，使得中国经济再次下滑，无疑对那些受益于中国需求拉动的国家也会造成二次冲击。
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无可避免。但具体的时机选择，参照2005年汇改启动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改革启动的前提条件是其对国内就业和产出冲击最小，在此基础上才会考虑汇率作为实现外部均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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