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世界经济低迷、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逆势飞扬，实现了8.7％的超预期增长；今年，在全球经济恢复性增长和国内市场进一步启动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日前，中信银行研究规划部总经理、经济学博士张春子接受《理论前沿》周刊专访，就此发表看法。他认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gdp增长8％目标能够实现，如果考虑到今年支持经济增长的各种有利因素，增长速度甚至可能达到9％以上的较高水平。但正如温总理所指出的，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很脆弱，我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这些因素也增加了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国际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记者：在您看来，2010年全球经济环境中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张春子：我认为国际经济增长的不确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失业率高企。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0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指出，2009年全球失业率比2007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达到6.6％；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3.4％，与2007年相比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是1991年以来升幅最大的一次；美国和欧元区都在10％以上。今年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将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较高水平。目前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因此，基础很不牢固。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还有130多项，其中70多项针对中国。同时，美、英、澳大利亚等10个发达国家今明两年是选举年，出于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等目的，必然强化贸易保护措施。
三是主权债务风险在明显加大。截至今年2月，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明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希腊、意大利今年政府负债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0％，特别是希腊的外债余额已占其全部政府债务的70％。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英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2％。2009财年美国赤字超过1.4万亿美元，大约是gdp的11％，这是近60年来最高的数字，今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攀升。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巨大风险，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四是刺激政策退出增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上升，今年各国很可能加大“政策退出”力度。澳大利亚、以色列、挪威等国已率先步入加息周期，美联储已提高了紧急贷款利率。预计到下半年，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可能正式步入刺激计划退出进程。但在企业部门和银行改善资产负债表之前，如果发达国家过早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全球经济面临再度探底的风险。
“三驾马车”的压力和挑战
记者：2009年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担当起了重要使命。今年，您认为投资增长还将持续吗？
张春子：去年，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对于对冲出口需求萎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需求不足，就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甚至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影响经济政策的运作空间。
从投资运行来看，去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5％，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仅次于1994年32.8％的增幅。客观地讲，这样的投资增速是不可持续的。从近十几年投资增长的变动情况看，在历次投资高点之后，投资增长都有连续两年以上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存在不确定性。比如，1994年高点之后，次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1996年又进一步下降9个百分点到12.3％。然而2003年达到29.1％高点之后，2004年只下降0.3个百分点，2005年再下降1.6个百分点到27.2％。对比两个时期投资增幅的变动，我们看到1994年之后的投资锐减在于经济处于下行周期，2003年之后投资的缓慢下降是由于处于经济上升周期。今年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低点进一步回升时期，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依然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投资增速下降幅度应该是相对温和的。去年开工的众多项目也需要后续投资支持，否则就会出现“半拉子工程”，影响银行业资产质量。
记者：为转变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2010年的消费增长，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春子：2009年在政府启动内需政策的推动下，国内消费增长迅速，去年10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达到24年来的最高水平，为17.7％，12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17.5％，比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15.5％，比上年下降6.1个百分点，相当于2004~2008年的平均增速。
从今年的情况看，促进消费增长的积极因素很多：首先，政府剩余的经济刺激资金将可能在今年更多安排于促消费而非投资。其次，近年来沿海企业转移内地带动中西部就业和消费，而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明显，也有利于就业和消费。自去年夏末以来出口订单增长，沿海地区对农民工的需求再度强劲。比如，2009年11月深圳招工需求与劳动力供应比率从2009年1月的0.79:1上升至1.76:1。沿海其他省份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类似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本工资面临上涨压力，这些都助于消费增长。第三，消费信贷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消费。目前我国20~30岁年轻人占比上升，大部分处于结婚、购房、生子的高需求阶段，在政策扶持下，个人消费信贷有望起飞。发达国家个人消费贷款一般占全部贷款的30％~50％，美国为60％左右，其中个人按揭又占60％。2009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新增1.8万亿元，累计余额5.5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例13.8％。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人消费信贷有很大发展空间，强化了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
抑制消费进一步增长的因素也很多：比如，外需的疲软；扩大消费政策的效应递减；公用事业价格增长对其他消费的挤占效应；居民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仍没有根本缓解，继续扩大消费难度较大；证券市场不景气对消费抑制也非常明显。再比如，去年汽车消费增速70％，在历史上来看，这么高的增速通常只能维持一年半，汽车销售增速的超高速增长一般是脉冲式的，市场需要重新积累财富。去年房地产市场异常火暴，带动了装修材料、家用电器等销售的增长，但这是在2008年二手房销售为负的增长水平下实现的，去年这样的需求释放出来，带动了增长，这个情况在今年很难再持续。再就是农工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积累的财富转化成为消费有些是一次性增长，比如购买大件家电，交通工具等，这种一次性增长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消费需求增长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记者：对于“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这一拉动力，您能否对它在2010年的表现作一个预判？
张春子：去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出口价格下降了6.2％，说明出口额的下降主要是出口量下降造成。全年进口额下降了11.2％，但由于进口价格下降了13.7％，进口量实际上是增长的，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贸易顺差比上年下降994亿美元，达到1961亿美元。去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52.5％，拉动gdp4.6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92.3％，拉动gdp8.0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44.8％，拉动gdp-3.9个百分点，这是近十年未有的情况。由于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60％以上，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的大幅收缩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在考虑2009年基数较低因素的条件下，今年我国进出口将实现小幅正增长。同时，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将达到2003年以来的平均水平（9％左右），推动出口的恢复，增强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回升，内需强劲增长导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外贸顺差继续缩小的基本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德国、日本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达到68.3％、72％、65％，均是历史低点。无论从国家经济安全还是推动贸易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再也不能过于倚重发达国家的市场，要加快开拓新兴需求市场。目前，我国出口占美、日、欧发达国家市场份额约为17％~22％，进一步提升难度较大；而我国出口在中东、东欧、非洲、拉美的市场份额仅为9.2％、3.7％、10.4％、6.9％，增长空间很大，再加上我们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快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是有条件的，也是我国出口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
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压力
记者：中国已经接近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dp近4000美元，按照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人均gdp4000~6000美元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的时期。您认为在现阶段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中国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张春子：从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看，去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向下“俯冲”的严峻局面，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供给，率先实现了“v”型复苏，经济增长达到8.7％的高位数。但这种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然而，从中美两国gdp的构成来看，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约70％，大致是10万亿美元的消费额；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约1.8万亿美元消费额。因此无论从消费额的占比还是绝对额而言，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培育和挖掘。从长期看，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碍于相差悬殊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短期通过国内消费市场启动、弥补出口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面临巨大挑战。
从经济结构的调整看，一是我国产业结构面临严重矛盾。目前国内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氮磷肥、造船等多个行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个别行业过剩产能将达到50％以上。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超过30％，假设今明两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0％以上的增速，则2009~2011年这三年完成投资就达到75万亿~80万亿元，相当于过去14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和。巨大的投资规模意味着产能极大扩张，也埋下了产能过剩隐患。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1亿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万吨标准煤，大约是日本1亿美元gdp所消耗能源的7.2倍、德国的5.6倍、美国的3.5倍、印度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必须从主要依靠资源能源消耗型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但是，目前来看第二产业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8％左右，短期内实现这种重大的结构转变也存在很大困难。二是区域经济结构失衡明显。要促进东中西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区域产业转移，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分布格局。但目前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55％左右，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市场机制和发展观念的转变都不是一日之功，地区结构调整同样需要长期努力。三是城乡差距巨大。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是45％左右，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推进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地区发展质量和水平是大势所趋。但城市化过快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受资源磁吸效应的影响，大量资源向大中中心城市积聚，城乡差距拉大和郊区发展的严重滞后问题更为突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极为尴尬的一个群体：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因此解决城乡差距势在必行，但任重道远，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稳步推进。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看，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在上述大的原则下，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其中，财政政策调整重点是支出和税收结构的调整，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完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但必须看到，这些领域欠账太多，配套设施不完善，短期内难以保证投资效益和质量。货币政策调整重点是信贷结构的调整，如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严格执行有关房地产信贷政策等。加强对贷款用途管理，确保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防止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资本市场，或变相使用银行贷款作为项目资本金。向社会就业、重点行业或产业倾斜，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等。但是信贷政策调整也有其难度，调整过大可能使处于回升中的经济遭受冲击，甚至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在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方面，主要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这些方面同样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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