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11424亿斤，历史性地实现“八连增”，为“十二五”粮食生产开了个好头，也保障了全国粮食的有效供给和粮食市场平稳运行。然而，目前粮食产量基数已经很高，在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种粮效益仍然偏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能否得到提高的背景下，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会代表委员为粮食生产建言献策。

尽管近年来由于国家的惠农政策让农民受益，农民种粮积极性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但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侵蚀”着种粮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今年在提交“两会”《关于粮价的建议》的提案中，给出了湖南省物价局的统计数据，2010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的纯收益是186.2元，但其中包括104.1元的国家粮食直补，剔除补贴，农民的纯收益只有82.1元。2011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了121.6元，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7.5元。

1990年我国的粮食(水稻)收购价是0.22至0.24元/斤，2011年的粮食(水稻)最低收购价是1至1.1元/斤，只涨了大约4倍。但同期的生产资料价格涨了20多倍。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他在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出售粮食。”袁隆平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的确，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于保证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着重要作用。一旦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热情，即便是农业投入增加科技到位基础设施改善，我们面对的仍可能会是土地撂荒粮食减产。

这为各级政府提出了一个课题：保护种粮的积极性，不仅在于从政策层面上进一步加大对种粮的补贴力度，以及加强对种粮成本的管控，提高亩产的赢利空间，更需要提高种粮的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能力：一方面，进一步加快粮食生产的产业化步伐；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保障机制，逐步提高种粮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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